走创新之路——我在党校教研活动回顾

张宪成

    1985年，我从湖北财经学院（前身是中原大学，后改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调来广东省委党校政经教研室搞教学和科研工作。1989年退休。在这短短的四年多的时间里，在校委的正确领导下，在同志们的帮助支持下，我主编了三本书，相应地开讲三门课程，还作了一个编写中国版政治经济学的梦。这里，籍党校60周年庆典之际，我沿着创新的思路，对这段教研活动，作个简略的回顾。

主编三本书

       （一）主编《政治经济学原理》（资本主义部分）

       1988年3月，由我主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资本主义部分），由海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1万册。该书和过去的教材相比，有两点很大的改变：

        一是对《资本论》的认识提高了、全面了。我们认为，马克思的《资本论》，不仅是“资本主义灭亡论”，同时也是“商品经济发展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诸多论述，只要应用得当，完全可以用来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服务的。这是工作指导思想的改变，是根本性的。

       由此而来的另一个改变，就是在教材有关章节的末尾，专门设立“本章的基本原理及其现实意义”这样的一个部分。这是过去的教材所没直过的新写法。

       过去资本主义部分的教学，只是揭示资本主义社会发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这落后于今天的时代，又不符合学生的思想实际和需求，必须加以改变。本书的上述做法，也算是一种改革的试验，还需要经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

       （二）主编《股份经济》

       我主编的《股份经济》一书，早在1987年初就定稿了。由于各方面的原因，直到1988年7月才由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第一次印刷8,000册，不久又第二次印刷10,000册，销售是相当可观的。

       《股份经济》一书的内容，具有三个特点。一是科学性。这里所说的科学性，是指马克思主义关于股份经济的基本思想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本书的第一、二章，写的是股份公司的基本知识，第三章则专门阐明马克思主义关于股份经济的基本思想，并以此为武器，分析后面各章关于中国的问题，力争做到尽可能的结合。

       二是针对性。我们知道，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对我国是不是搞股份制的问题，无论是理论界还是搞实际经济工作部门，都存在很大的分歧，争论相当激烈。有的认为，在我国搞股份制没有必然性；有的则说，即使有必然性，但现在条件不具备没有可行性；有的说，股份制是资本主义性质的东西，搞股份制就是搞资本主义等等。本书针对这些错误认识，作了比较深入的剖析，说理是比较透彻的。

       第三个特点是全面性。我们编写组的成员到北京参加有关讨论会，与会者不少人认为，《股份经济》一书是全面的。的确，我们在全面性上是下了功夫的。本书的篇幅不算大，是小册子，是麻雀虽小、肝胆俱全的小册子。这里要特别提出本书的第九章，它分析了旧中国股份银行的发展和提出当前股份制银行如何建立和发展的设想。在人们还在争论是否要搞股份制的严竣时刻，本书就提出了这样的设想，这不仅说明本书的全面性，还说明本书的超前性。

       这些特点基本上反映了本书具有一定的质量，这个质量首先得到省体改办的肯定，指定该书作为省体改办培训班的教材，并请我到班上讲课（记得起码办了两期，每期百多人，都是省市县体改办的负责人或专职人员参加）。后来又相继在广东三个经济特区办股份制培训班或在社会上搞公开讲座。退休后在省委党校研究生班讲过多次股份制专题课。在深圳福田区协助村委会制定集体股份制章程。另外，还收到省外不少索书的信件。凡此种种，说明本书得到社会广泛的认可。二十几年来，我国股份制的发展，更有力地证明本书的基本观点，经得起时间的检验。我的结论是：股份制资本主义可以利用，社会主义也可以利用，而且必须利用，这种利用必须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走中国特色股份经济的道路。

       （三）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专题大事记》第一卷

       赵德馨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专题大事记》（1949－1984）已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共四卷，将近150万字。其中第一卷（1949－1956）由我主编。本书的编写是我在湖北财院时就开始了，来党校才统的稿。与此同时，河南人民出版社还出版了我们编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也分四卷，120万字以上，该书我只参加部分章节的编写，主编是中国现代经济史学会副会长，财大教授赵德馨同志。据说这两套书获得南方五省和北方十七省优秀图书奖和国家级优秀教材奖。

      为了完成这两套书的编写任务，财院组建了一个包括47人（教授6人，副教授12人，讲师16人，助教7人，研究生5人和馆员2人）的课题组。该组成员即使在武汉的炎热夏天，也泡在图书馆报章库里查阅和编写大事记。从1982年开始，经过6年时间才完成这两套书的编写任务的。

       《大事记》是《经济史》的物质基础和客观依据，要搞经济史非搞大事记不可。搞大事记要有一套编写体例，但大事记是没有作为一门课程开设的。《大事记》和《经济史》相对较为偏门，我只在经济学研究生班讲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这里对它们的内容不作介绍。需要指出的是，《大事记》早已有之，并不是我们的独创，但经济专题大事记则是开大事记的先河。如果从数量上看，这两套书共270万字，在同类书中也是数一数二的了。

        以上就是我主编三本书过程中关于有所创新的基本情况。回顾过去，当时并没有什么创新的概念，只知道是工作的需要，是形势发展的需要，我这样做完全是本份的事情。而且有马克思主义作指导，作依靠，我是义无反顾的。

       十七届四中全会以来，我通过学习，逐步认识到“整个人类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创新、不断进步的过程。没有创新就没有人类的进步，就没有人类的未来。”^［1］认识到“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2］十七届四中全会，将中国共产党60年执政经验提炼为“六个坚持”，其中第五个坚持，就是“坚持改革创新，增强党的生机活力”。这些论述和经验，大大地提高我们投身创新的积极性和自觉性。

       创新有各种各样的形式，而理论创新在各种创新形式中起着指导的作用。如果说，前面所说的三本书中的创新，仅仅是工作创新或者是知识创新的话，我梦想编写一本中国版的政治经济学则是属于理论创新的范畴。

还作编书梦

       1986年，我在党校《理论与教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中国版的政治经济学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在这篇文章里，我提出我国理论界应努力编写一本中国版的政治经济学，而这本书和前面所说的主编三本书不同，那三本书是已经完成了的，而这里想编的这本书八字还没有一撇，所以只能作为我的一个梦想。为了实现这个梦想，文章提出两个问题，并谈了当时的看法，供讨论参考。

       第一，什么是中国版的政治经济学？

       我在文章的开头就明确地指出：“所谓中国版的政治经济学，按其主要点来说，无非是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是在一个落后国家建立、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政治经济学，从而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使我国人民能够过最美好、最幸福的生活的政治经济学。这样一部政治经济学，对我国建设两个文明有着极其现实的意义。同时，对其他发展中国家今后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来说，也具有借鉴的意义。”这段论述，包括了这部政治经济学的特点、对象、目的和意义等方面，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那末，中国版的政治经济学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政治经济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如何建立或编写好中国版的政治经济学？

       文章通过引证经典作家的论述和大量事实的分析得出如下的结论：“总之，论出史出，史论必须结合。我们应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从实践中抽象出理论。把这种理论运用于实际过程中，进行检验、修正和补充。这样才能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早在1977年时，邓小平同志就说过：“一个新的科学理论的提出，都是总结、概括实践经验的结果。没有前人或今人，中国人或外国人的卖践经验，怎么能概括，提出新的理论？”^［3］胡锦涛同志最近也指出：“实践证明，思想理论建设是党的根本建设，坚持用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成果武装全党，形成全党团结一致，共同奋斗的思想基础，是我们党加强自身建设，推动事业发展的重要保证。”^［4］俗话说，实践出真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强调实践应该成为建立中国版政治经济学的指导思想。

       1959年，我在武汉参加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编写工作，1979年，我在北京参加于光远主编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编写和审稿讨论会，要编写好这部政治经济学，根据我自己的体会，还必须组织一个强大的具有创新意识的课题组，下苦功夫编写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专题大事记，要积极参加社会实践，还要有较长的时间作保证，否则是不可能成功的。

       我作为一个老的理论工作者，殷切地期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政治经济学，在党的领导下，能够在第三个三十年内，在世界的东方面世，这是具有国际意义的和历史意义的大事。经济学界，经济史学界和一切有志于编写中国版政治经济学的同志们，让我们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敢想敢为，拼搏奉献，走创新之路，我们的目的就一定能达到，我的编写梦也就会有完梦的一天。

       （附记：本人1926年出生，仅以此文作为84岁生日的礼物）

       注：

     ［1］江泽民：《科学的本质就是创新》，《江泽民文选》第三卷，第103页。

     ［2］江泽民：《不断根据实践的要求进行创新》，《江泽民文选》第三卷，第64页。

     ［3］邓小平：《关于科学和教育工作的几点意见》，《邓小平文选》，第55页。

     ［4］胡锦涛：《在全党深人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求是》2010年第8期第8页。

       （原载广东省委党校《老干部动态》2010年第2期，转载时编者对个别字句作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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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宪成1988年在广东省委党校工作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