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梦无悔——黄灼明园丁生涯50年

黄铁苗撰写 

 台山才子，圆梦北大

　    1937年11月11日，台山台城镇济宁路10号的小楼里，一个小生命诞生了，父母将这个小孩命名为——黄灼明，他是这个家庭迎来的第一个小孩，一个火红火红的名字，燃起了父母的希望之火。

　    这个聪颖的小孩果然没有辜负父母的希望。

　    读小学的黄灼明，在当地得到了“小神童”的美名。读中学的黄灼明一样非常优秀，担任了台山县学联主席，是当地人称“台山四大才子”之一（“台山四大才子”是指解放前后的四届学联主席，即林铭钧、李子唐、黄忠诚、黄灼明）。

　    1955年夏天，黄灼明高中毕业时，全县有一个留学苏联的保送指标，他感到家庭经济条件困难，自己又是老大，需要早点毕业出来工作，帮助家庭维持生计，因而谢绝了这个保送，表示还是参加全国统一考试。那时，他对高考的自信心很足，在报志愿时，前面三个志愿都是北大。由于他在高中时经当时校长朱伯廉的介绍和鼓励，开始阅读了一点《资本论》，对它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所以一心向往北大经济系。他把第一、二志愿都填了北大经济系，第三志愿填了北大哲学系。

       1955年8月20日，一张北大经济系的入学通知书如愿送到他的手里。

未名湖畔，师从陈岱孙

　    当年，黄灼明是一个穷大学生。离开台城时，用一根小扁担，挑着一个帆布袋、一个小藤箱和一只小水桶，上了免费的火车。在汉口候车时，由于要等上好几个小时，天气又热，很多广东学生便打开席子躺下休息，他睡了一觉醒来，发现唯一的一双“回力牌”新胶鞋被小偷偷走了，只好赤着双脚挑着行李进入北大校园。

　    北大的学习氛围，潜移默化地催人上进。有人说，北大学生是“玩命的学生”。图书馆里永远拥挤不堪，未名湖畔朗朗书声此起彼伏，食堂排队打饭的长龙里有不少人捧着外语单词本或书本，教室里几乎是彻夜的灯光……一直是上世纪50年代燕园常见的景色。在这样的学习氛围中，使一个北大学子往往入学不久，便自然而然地受到感染而走上勤学之路。

　    黄灼明养成了爱跑图书馆、勤读书、勤动笔、勤思考的习惯。除了培养刻苦用功精神之外，还要学会规划时间，千方百计在有限的时间里，既要善于节省时间，又要善于挤出时间。节省时间是指提高单位时间的学习效率，挤出时间是指化零为整，充分利用零散时间。在学习中，还学会了根据学校课程进度表，做到长计划、短安排，看书有计划，读书有笔记。《资本论》是经济学科最重要的经典著作，一套好几本，他买不起，只好借读，五年下来，做了上万张的读书卡片。

　   北大吸引人的还有那里璀璨的学术名师，樊弘、罗志如、赵靖、胡代光等著名教授都给本科生开课，甚至给低年级学生开课。黄灼明说，在北大对他一生影响最大的是两个人，一个是马寅初老校长，一个是陈岱孙老主任。能在北大聆听老校长马寅初的教诲，能师从经济学家陈岱孙学经济理论，真是件幸运而又幸福的事情。

　   北大的老师非常看重“诚”与“德”这两个字。马老校长在与他们班的座谈中，在治学之道方面，反复强调“严、实、真”三个字，要求学生讲真话，办实事，严谨治学。马老校长除了讲治学之道外，还讲了养身之道，并具体介绍了天天洗冷水澡和不时登山的好处和做法。这使黄灼明深受启发，从此他天天进行体育锻炼和洗冷水澡。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北大毕业50年，黄灼明从未间断锻炼，真正践行了北大团委的号召———“健健康康为祖国工作50年”。

　    陈老主任一生淡泊名利，甘为人梯，勤奋谦虚，追求完美。他常对学生讲，写文章首先是为了求得自我理解，发表出去只不过是副产品。他一生坚持的观点始终如一，不人云亦云，更不受风潮所左右。他一再强调，当教员首先应该是个老实人，教员出口之言必须是真话实话。黄灼明走上工作岗位之后，每次去信请教，总是很快得到他的亲笔回信。

　    马老校长、陈老主任的一言一行，在不知不觉中潜移默化在黄灼明的身上。在50年园丁生涯中，他总是严字当头，认真对待，不求虚荣，务实求真，在做人和做事两者中，坚持做人第一。

　    兼容各学派主张，融合中西方文化，在北大有着经久不衰的历史。“学贯中西”的教授和学者在全国高校中是最多的，优势很突出。北大图书馆是很开放的，不但有丰富的藏书，而且可以借阅中外报刊和杂志。同时，每周还开设各类的精彩讲座。在北大听讲座可以说是一种享受，讲座涉及众多的学派，博大精深，包罗万象，上至天文，下至地理，广至世界，还有个人修身，不一而足。黄灼明说，他就是在这种氛围中逐步养成了重视了解和学习各种中外不同学派的理念，并注意通过比较研究探求正确的结论。

       北大五年学习生活的熏陶，加上毕业后数十年的社会实践，他感悟到北大的优良传统，即“北大基因”主要有三：科学与民主的精神；勤奋、严谨、求真、创新的治学之道；兼容并包的学术氛围。正是通过北大优良校风、教风、学风的感染和老师潜移默化的影响，使他成为一位孜孜不倦的优秀园丁和学者。

穿上戎装，进入“哈军工”

　    黄灼明北大毕业后，分配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简称“哈军工”）任教，走上教育工作岗位。

　    分配到部队工作，大大出乎他的意料之外，因为高中毕业时，他曾报考部队院校，因身体条件已被淘汰出局，他认为今生与部队无缘了，没想到大学毕业后却到了部队院校工作，而且在国防教育岗位上献出了最宝贵的年华。

　    从担任哈军工政治教研室教师那天起，黄灼明就立志做一个合格的老师，并终生从教。除了担任“社会主义建设”和一些经济专题的教学工作，他还从事资料室的经济学资料工作。从一名见习助教，成长为一名合格的教师。

　    虽然是一介书生，但是黄灼明还是以军人的要求来严格要求自己，在下连队锻炼的半年多时间里，先后被评为“硬骨头战士”和“学习毛主席著作好战士”。特别在东北“三九”严寒的天气里，全师进行长途拉练演习，黄灼明脚板打了11个血泡仍坚持背负50多斤不减负、不掉队，获得了一致好评。

　    在哈军工工作的这段时间里，黄灼明还收获了爱情和一段美满的婚姻。

　    1965年7月24日，黄灼明与靳桂兰举行婚礼。夫人靳桂兰1960年毕业于哈尔滨师范大学，后被选送北大哲学系进修两年，得到了冯友兰、任继愈、汤一介、黄心川等名师的指导。

　    中苏珍宝岛一仗后，军委一号命令要哈军工主体部分南迁长沙，组织决定黄灼明随军列押车到“长沙工学院”（南迁时改的名称，1978年“长沙工学院”改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学技术大学”）报到，参加南迁建校工作。在“长沙工学院”期间，当过食堂采购员，参加过人防工程劳动，复课后回到教学第一线继续从事教学工作。

　   从北到南，黄灼明没有停下追求真理的脚步。“文化大革命”以后，万象更新，黄灼明更是迎来了学术的春天。在1966年，随哈军工改制而集体转业以后，1978年10月黄灼明在国防科技大学第二次入伍，成为该校主管一面的学术业务骨干。1985年底通过了全军第一批社会科学职称的副教授资格。在哈军工——国防科大28年工作中，曾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并授予“教书育人先进个人”称号。1985年开始担任师级教研单位主任和全军政治理论教材编审委员会委员职务。在这期间发表了数十篇文章，主持编写、出版多部专著和教材。

       1987年底，黄教授在离开国防科技大学前夕，写下了几句感怀诗曰：“年方十八离台城，攻读五年北京城，六十年代哈尔滨，一十八年长沙城。国防教育岗位上，最好年华做奉献，半百之年归故乡，另开新篇作贡献。”

三次冲击，无怨无悔

　    黄灼明的人生之路并非平坦大道，而是走过了一些曲折之途，经受了不少磨炼，才走到了今天的境地。

　    他回顾自己的人生之路，碰到了三次冲击波，这都是当时的社会环境造成的：一是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二是1959年的“反右倾运动”；三是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

　    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中，北大是高校的重灾区。

　    据“文革”后的右派平反材料报道，北大全校被错划的“右派分子”多达800余人，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而在这个数字后面所发生的各种各样的人间悲剧更是难以用语言来形容。这场本不应该发生的“反右派斗争”，既是北大的不幸，更是国家的不幸。黄灼明所在班级30人，划为右派分子竟有6人之多，占了全班人数的20%，大大高于全国高校平均5%的比重。当时，他很不理解，但又无可奈何。由于他对一些反右措施不理解，参加反右斗争的积极性不高，后来，他在团组织中所担任的工作便被免掉了。这是一次小的冲击波。

　   1958年，全国掀起人民公社化、大跃进的浪潮，左的言行泛滥，浮夸之风盛行。

　   北京市委批准成立了“北大、人大综合社会调查团”，开赴河北一个县、河南两个县进行“三结合”式的调研，黄灼明参加了河南鲁山分团的工作。调查团调研活动的目的是直接掌握可靠的一手材料，认真总结人民公社、大跃进的经验教训。后来在1959年批判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的时候，调查团受到了株连，被人称之为“理论战线上的彭德怀”，挨了严厉的批判，戴上了右倾机会主义集团的帽子，团长邹鲁风同志自杀身亡，全团集中进行整风，分团副团长以上的同志戴上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经过多年以后才得到了平反。调查团的遭遇，震动了全国的高校。黄灼明说，尽管他是普通成员，在全团整风中也不得不违心检查，原来填的入党申请表也作废了。这次调查团的经历，使他受到了一次务实求真的实践锻炼。这是一次不大不小的冲击波。

　    1966年发生的“文化大革命”，使黄灼明在人生途程中遇上了有生以来的大劫难。

　    在“文革”中，哈军工是个重灾区，全校被隔离审查者超过千人，其中立案的有600多人，经省、市公安机关拘捕下狱的有46人，被迫害致死的有35人（主要是自杀身亡）。黄灼明是600多立案隔离审查中的一个，他是“特务”假案中的“特嫌”假案，也就是假案中的假案。在近十个月的隔离审查过程中，他的遭遇与监狱中的相当，全面失去了自由，完全丧失了人的尊严。

　    在隔离审查中，不准看报，不准听广播，不准闭灯睡觉，晚上小便不准离开房间。所穿的衣裤全部不能有扣子，只给一条一尺左右的小绳子做裤带。白天上午和下午给20分钟放风时间，也只限在楼层里的空间，不准离开大楼半步。每天吃饭从隔离室到食堂要走一小段路，大家排着队，后面由“群众专政队”人员用枪押着走，还强迫大家一路上喊“群众专政就是好，牛鬼蛇神跑不了”的口号。

　    挨打挨骂成了家常便饭，而且逼供信花样多多，甚至假传他夫人“提出离婚要求”施加压力。在这样的环境里，马寅初老校长的榜样给了他巨大的精神支撑。他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之后，给自己立下了两条原则： 一不讲假话，二不能轻生。在“两条原则”的支撑下坚持到最后的平反解放。

　   他在出了隔离室之后，才得知其夫人靳桂兰因受不了刺激和压力，一度患上了精神分裂症，弄得全家人心惶惶。经过了这次劫难之后，黄灼明真正成了不怕任何困难和压力的汉子。

党校人生，续写辉煌

　    1987年底，黄灼明被批准转业，回到故乡广东，分配到九游（中国）工作，其夫人靳桂兰则在我校图书馆工作。

　    来党校报到时，他向校领导明确表示，希望不担任任何行政领导工作，集中精力搞好教学科研和研究生工作。结果，他被安排在政治经济学教研室，继续他的教研生涯。

　    在党校，他不改“五有”品质：有求真的目标，这是人生价值的取向；有严谨的态度，这是科学的治学之道；有独自的思想，这是创新的理念和成果；有独立的人格，这是坚持真理、不做风派的品格；有开明的品性，这是民主大度的风范。 

　    1990年底通过经济学教授资格。1993年成为省委党校第一批硕士研究生导师。先后承担过多项国家级和省级的科研项目，主编或独撰出版专著9部，发表文章100多篇。曾多次被评为优秀教师、优秀科研工作者和优秀党员，提前晋级一次。

　    1998年底，到了退休年龄的黄灼明办理了退休手续，但即时接受了返聘，继续进行教学工作和研究生指导工作，一直过着退而不休的生活。

　    他的心愿是：生命不息，学习不止，工作不止（指既适宜又适量的工作），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目前，黄灼明仍然在发挥余热，他表示在有生之年，继续做一些力所能及的社会工作和研究工作，为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多做点好事。

　    从1960年北大经济系毕业到2010年五十年整，他没有离开过教育工作岗位，现在还继续发挥余热。在50年的人生历程中，尽管有过多次向仕途发展的机会，但他都毅然放弃了。他忠诚教育，毕其一生。

　    半个世纪的教师生涯，他深深地体会到：自己最大的快乐和欣慰，就是看到学生的健康成长和他们的丰硕成果。在这种快乐和欣慰中书写着无悔的人生。几十年来，他淡泊名利，矢志不移忠于人民的教育事业。

　    黄灼明不只一次说过，做一辈子园丁和学者，是毕生的志愿。若有来世，仍要选择园丁和学者的职业。

        附：黄灼明学习工作经历

　  黄灼明，1937年11月11日出生，广东台山人。1960年从北大经济系毕业，1988年初从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学技术大学转业到九游（中国）政治经济学教研室（现经济学教研部）任教，先后担任经济学教授和研究生导师。1998年退休。

     （原载广东省委党校《教研信息》2010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