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党校的半个世纪

尹华英 

       2010年是广东省委党校建校60周年，也是我在党校工作了半个世纪中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翻开印满着记忆符号的老照片，不由感慨万千。

温故1955

　　我是1955年考入中共中央第六中级党校（广东省委党校前身）第一期理论学习班的，毕业后留校，当了一名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员，这是组织上分配给我的岗位。初为人师，我感觉自己还是一个不懂事的年轻人，内心既自豪又忐忑不安。

　　我喜欢成为一名党校教员，但知道仅仅喜欢是不够的，要在这个岗位上站得稳和久，就必须虚心学习，充实自己。

　　党校对我们这些新同志，有着春天般的温暖，扶持和培养我们尽早地成长。所以组织送我考入了中央高级党校师资部学习，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党史党建，还有当时中央规定的五门功课，并专攻政治经济学专业。毕业后，我就回到省委党校，分配给我的具体岗位是政治经济学教研室研究员。

 我在党校的工作岗位，风风雨雨走过来，55年来，始终和党校在一起，从没有离开过。虽然由于历史的原因，党校停办时，离开过很短的一段时间，但却始终把党校看作是我的根、我的家，可以让我安身立命和安心立命的事业。

卓炯主任，照亮心灵的明灯

　　20世纪60年代，卓炯主任是我们政治经济学教研室的领导，我在党校人生中，能与这位经济学大师共事，聆听教诲，教研室的同志们大家都感到非常荣幸。

　　我初进党校的时候，这里的条件是比较艰苦的。我们的教研室，就在现在的旧大门旁边，一栋陈旧的楼房，马路外面的嘈杂声，直接影响我们开会、办公和备课，同志们都为这种干扰而烦恼，包括我在内的年轻同志，更是受此折磨而满腹牢骚。卓炯主任却给大家鼓劲：“要坚强点，学会随遇而安，要做环境的主人，不要做环境的奴隶。”

　　这是一句终生受益的话，这么多年，我一直没忘。至今，我也养成了面对恶劣环境时的良好心态，做到荣辱不惊，照样读书、思考和搞科研工作。

　　卓炯主任的品学，使我们年轻教师和学员受益不少。例如卓炯主任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研究，独树一帜，是我们的理论专家和精神导师，也让我们在这座“高山”的目标下努力地去攀登。

　　卓炯主任领导的教研室，是人数最多的，“人气”非常旺。全体同志团结互助，友爱和谐，学习研究、钻研经典著作的风气比较浓厚。我们对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课，就必须先把马克思主义的商品理论吃透，找到商品理论的源头，结合我国现阶段的实际，才能把课讲得有深度，讲到点子上，经典著作粗读后再要精读，才能悟出所以然来，这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

　　后来省委调派我们下到农村搞“整风整社”运动，卓炯主任带领教研室的老师去仙人庙公社，我被派到石足下大队任工作队的指导员，我们吃在农家，住在农家，与农民兄弟“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卓炯同志年岁较大，也照样“三同”，群众反映很好。

　　卓炯主任的商品经济理论研究观点，对中国理论界来说，影响力是比较大的，当时这种“特立独行”的言论，却受到多次的批判。他也不得不违心作检查，但是我们心里都有杆秤。

　　卓炯说：“1958年，我们各个方面都冒进了一些……分配方式要看生产，看思想，不要勉强，半供给制和高级社分配制度都是按劳分配。到底哪一种对生产发展有利？当前我赞成高级社的办法分配。”

　　……

　　卓炯的“黑材料”非常厚，如今他的“黑材料”放在了广东省档案馆里。其实从另一种角度来理解，这也是我们最光辉的时刻。他是我们党校政治经济学教研室的骄傲。

　　我家的宿舍就在教研室右边的一列小平房里。有一次，半夜下起了大雨，雷电交加，党校旧大门涨水了，我睡的床只差二、三寸就要被淹没了。校里给我配的书柜浸水了，我节衣缩食买的马列书籍已泡在污泥水里，非常心痛。只好等太阳出来，一页页用清水洗净晒干，可书籍却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卓炯时代的党校政治经济学教研室，条件比较艰苦。但条件艰苦不算什么，真正磨练人的是我们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问题的思考和探讨。

在校大门口帮学员搬行李

　　五六十年代，来党校学习的学员，都是要自带行李和日常生活用品。

　　学员报到的头几天，由各教研室的老师们轮流坐在大门口，接待学员，帮他们搬行李到预先编好的宿舍床位。我们教研室的张源同志告诉我，他还为这事学会了骑三轮车，因为这件事，教员和学员就在报到的几天里认识了。人与人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还可以拉拉家常，问寒问暖，消除隔阂，很朴素，也很有浓郁的人情味，这也是党校当时的校风。

　　党校学员是全省地、市、县级的领导干部，他们的生活阅历多，对待各种事物，经验丰富。所以党校的教学工作，有它的特点，必须先做学生，后上讲台。我经历过多年的教学实践，深有体会。

　　当初因为自己比较年轻，面对比自己年长的学员，心里有点发慌。慢慢地在工作中锻炼，党校接触学员的校风，也让我有了自信。我经常和他们讨教，自己作一些综合分析，理论上也得到了提高。

 那时我们经常下支部、小组，参加学员的讨论，综合学员讨论中提出的问题，作问题解答或支部辅导，这样做很受学员的欢迎。自己不懂的东西或者尚待研究的问题，向学员讲清楚，实事求是。

在党校接受时代送给我的精神礼物

　　“文革”时期，受极“左”路线影响，党校停办，教职员工全部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锻炼。

　　我是第一批被分配到韶关地区商业局作秘书科工作的，那时想法单纯，沾沾自喜，干校的同志也投以羡慕的眼光。我想到商业局工作，正好是马克思原著《资本论》中论述的流通领域，可以获得感性知识，是不可多得的机会。

　　在新的工作岗位觉得什么都新鲜，很亢奋。可是我常常梦回省委党校，回味着在大榕树下读书的情景，想念着我们政治经济教研室的同志们。是组织培养我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员，我的根还在那里。

　　我渴望着“文革”风暴能早一点结束，这样我就有机会回到党校，重上我的讲台。

　　这时国家的形势发生了重要变化，就在韶关地区商业局要派我下乡工作之际，我接到了调回党校的通知，高兴极了。从此，又可以拥抱我热爱的岗位了。

　　党校恢复招生后，我们的许多事业开始进入了发展轨道。

　　1980年，我带了一个小组下乡搞调研，不幸遭遇车祸，腰椎压缩性骨折，顿时休克，卧床8个多月。不能走路，教学任务完不成，顿时感到“山穷水尽”，思想非常消沉，情绪悲观。

　　我想到在最艰苦的时候，我们党校的许多教职员工，都到了“五·七干校”，在精神和肉体上都经受了锻炼，那时的条件比现在的苦，我们依然是坚持了下来。在“五·七干校”的磨练，成为我的人生一笔财富。我想共产党员应该有坚定的信仰，共产党人没有过不了的火焰山，我为什么就不能重上讲台？

　　我下定决心，配合医生治疗，扶着拐杖锻炼。一步一泪，咬紧牙，我终于走到了“柳暗花明”的那一天。虽然留下了“不能蹲下，弯腰就痛”的后患，但我毕竟还可以走路了。组织上对我也很照顾，分配我搞了一段函授工作，然后我就离休了。

　　我受伤后的精神恢复，得益于我在“五·七干校”的磨练。对于“文革”的历史评说，我们党已经作出了很公正的评价。对于我个人来说，对于党校许多有着学科专业、正是干事业的老师们来说，大好时光都被“五·七干校”给耽误了，我们那一代人的青春被白白浪费掉了。

 个人的损失，相对于国家的劫难，又算得了什么？从另一种角度来看，“五·七干校”让我变得坚强，思想并没有被荒废。多年以后，我把这段经历看作是在党校收获的，时代赐予的一份特别的精神礼物。豁达地面对历史，人应该有这种心胸。

在党校过好晚年

       初进党校，我给自己定下的人生目标是对的：在党校这个岗位上，就要联系实际学好讲好马克思主义理论。我长时间地考察社会主义经济运动中，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这四个环节有哪些特征，他们之间的辩证关系如何？

       随着社会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自己过去的一些观点，不断地否定肯定，肯定否定。在党校教学岗位上，积累了不少的素材和卡片，读书笔记、学习心得、调查总结、讲稿等，不过，很多的素材都在“文革”中散失了。现在，身体和年龄所限，不可能再像过去那样积累了，不过，我的思想并没有退席，这可能就是长期在党校工作养成的思考习惯。

       晚年夕阳红中的我，站在大榕树和古亭旁，对党校事业的蓬勃发展由衷的高兴，也感慨万千。我对自己说，要过好晚年，爱惜分秒时光，与时俱进，认真学习，牢记共产党员的责任与义务，让心灵不长一根白发。

       我今年已是81岁了，是个热情不减的“80”后，经历过开国大典和党校建校初期的峥嵘岁月，对党校事业的热爱就如最初的年轻一样，“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是的，我们当初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对于未来，我们依然如故。年轻的心，没有老去。 

附：尹华英学习工作经历

　　尹华英，1929年12月出生，江西省上饶县人。1947年考入中山大学教育系教育学专业，1950年3月从部队转业。1955年8月考入中共中央第六中级党校（广东省委党校前身）第一期理论班学习，1956年5月留校任政治经济学教研室研究员，1956年9月考入中共中央高级党校理论师资部政治经济学专业学习，毕业后回省委党校，任政治经济学教研室教师，1989年离休。

       （原载广东省委党校《教研信息》2010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