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老校长陈健

高颂麒 .

       庆祝广东党校60校庆之际，引起我怀念多位党校工作者中的老前辈们，其中一位是对我(本应可以说“我们”，但我不能代表同样受教的同志)言传身教的老校长陈健。陈校长15岁在香港读书时受省港大罢工爱国运动的推动就参与了反帝斗争，并加入了共青团，24岁(1935年)找到不能公开的党，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直至1984年11月离世。他象所有在红区、白区打江山，打下江山坐江山的老革命们一样，把一生贡献给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奋斗的党。

       1963年，在灾害后百废待兴时期，省委决定由党校招考具大学水平的在职干部开办“理论进修班”，充实脱节的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我荣幸地被选上了。我原是个门外汉(不来自宣传与学术界)，高兴不在于可从事理论宣传或教学工作，而在于难得的脱产学习机会，能深入地理解我所信仰的主义。进班后对于书本知识如饥似渴，日夜“赶工”，马克思的《资本论》对门外汉来说是天书，难读呵。除了有名师卓老(卓炯)、王安民等等老师的细心讲解，作为一校之长的陈健同志，亲自下班为我们作《资本论》的疑难辅导，与我们亲切交谈，也从不训话。一个老革命(有本钱)，一个对我来说的父辈(有尊严)，一个校领导(有威权)如此深入学员，平等待人，在那个年代已是难得，何况还给我们这些后来人树了榜样。

       我们刻苦埋头书堆一年多，胜过在职读三年。多希望更广泛地吸取多方知识，如提出开设英语课，希望象陈校长一样能用英文读马恩原著，但“上面”来通知了，党校领导学员一锅端，下到农村三同搞“四清”，把课堂搬到农村去。陈校长带队到曲江仙人庙，在一个教研室分管的队蹲点，但指导全团运动走向。大家都知道，仙人庙四清无左倾，无逼死干部事件。第二年陈校长带一部分党校干部学员，与广东军区负责人带队的军区干部及清远县干部合团在连县西岸公社开展四清运动，在陈校长指导下的党校人领导的大队四清，也从没出现左倾逼死基层干部现象。随着“文化大革命”杀到，四清收队回营，据当时听到的信息，有些经过四清的农村干部造反，要揪工作队回去批判，党校参加四清所在队的被整干部却认为党校干部公正，表示感谢。两期四清，反映了陈校长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对我们这些学员来说是一次极难得的身教。

       70年代初，我从“五七”干校“被分配”到党校当教员，也就是说我的脱产学习脱完了要产了，离专注学习十年，读过的书也忘得差不多了，免为其难地按党的要求撑着干。拦路虎太多了，思想开始动摇，想找点力所能及的工作干出点名堂，免得在党校不称职，害人害己。原党校已调出的一位领导，也有意让我到他所在单位任职，我表示愿意。那时只有“组织调动”，我请他跟现任领导“商调”，后来他跟我说：陈健不同意，不肯放人。过不了几天陈校长找我谈话，大致是：党校需要教员，不能走；有困难，我相信你能克服；共产党员应有组织纪律性，我相信你能做到。既是长辈的教训，又是领导者的鼓励；既是工作的需要，又是组织性不容许，我无法回答，只好努力地默默地继续干下去。此后我多次的讲稿，陈校长拿去审阅，如我讲恩格斯《反杜林论》的“暴力论”稿，他不仅提出建议，还对某些段落下笔修改。像这样没有架子的关怀下属、言行一致的领导兼长辈，你服还是不服?我是服了。

       最近，我的学友(学生兼朋友)送我一本由各自子女写的《父辈的足迹》，如实地反映他们父辈的为人。我把陈校长子女写的片段抄录，作本文的结束语：

       1957年陈健在中央党校学习期间，任第二十七支部书记。当时正处于“反右”高潮时期，陈健力排众议，在整个中央党校只有陈健所在的第二十七支部是唯一没有在中央党校学习划一个“右派”的支部。

       可见陈校长不畏强权、实事求是、坚持原则的马克思主义共产党员的感人风范。

       （原载广东省委党校《老干部动态》201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