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党校的岁月

张  源

        编者按：张源是1947年入党的老党员。他于1958年调来九游（中国），1962年调去省委讲师团，1973年调回省委党校，1989年离休，前后在省委党校工作近二十年，期间有一半时间是在政治经济学教研室。2014年张源完成了10万字的回忆录《我们的岁月——回忆篇》并印刷成书。这里登载的是张源在《我们的岁月——回忆篇》中回忆自己在省委党校工作、生活的内容。

第一次调到省委党校

       1958年的8月份，省委党校刚从农林下路原址迁来黄华路4号现址不久，我从省委讲师团调到省委党校来。当时，住房制度仍沿用供给制的规定，主要的家私床铺、桌椅都是公家配备的，搬家就很简单，只租了一部人力四轮板车把两三个袋子、两三个箱子和孩子的小床带上，从梅花村拉到黄华路四号大院，步行不到一个小时。那时候路上汽车很少，甚至自行车都很少。

       到了省委党校，最先被分配到科社教研室，主任是张鑑，副主任是郑黎亚，教员（当时称研究员）有陈新等等，都是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党员干部。他们对我的到来都表示欢迎，态度亲切，表现出同志式的温暖。可是这个专业跟我在中央党校学的政治经济学不对口，经过向人事干部提出以后，才被重新分配到政治经济学教研室。室主任是卓炯，也是个老地下党员，是一个对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列宁的著作研究很深的学者，很有理论勇气和创新精神。他20世纪60年代初就提出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应该是商品经济，后来成为全国闻名的经济学者。副主任是王安民和梁钊，都是抗战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同志。教员如林伯侯、黄洁琳、尹华英、朱帧宦、廖烈坤等都是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的共产党员或参加了革命活动的成员。当时的党校不论干什么工作，不论职务高低，人们之间都有一种浓厚的革命感情。上下级之间互相尊重，扬溢着真诚的战友气氛，使我逐渐放下了复学学习工业技术的包袱，投入当前工作和学习上去。

“大跃进”和“经济困难”时期

       但是，过不了多久，党中央发动了“大跃进”，号召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我们党校立刻停课，全体员工投入运动。多数教职员工和学员一起到农村去，我和傅雪樵、陈锦麟、李乐、李道本、陈大忠、周月昭、黄焕明以及一些身体不好不宜下乡的学员留校在副校长张江明领导下参加“大炼钢铁”。我们在一片空地上用耐火砖建起了各色各样的土炼钢炉。黄焕明原是电工，负责电力供应。李乐原是行政科长，负责物资供应，并带领一批学员收集搬运废铁。我和傅雪樵、陈锦麟三人24小时轮流当炉前工。教育长赵学的丈夫、广钢总工程师谢阳光还被请来指导。可是弄了几天几夜却以失败告终，因为铁水还没有吹成钢就冷凝在炉膛里了，都成了白口铁。后来用坩埚终于炼出了一节小手电大小的高碳钢才罢休。有个别学员前来探询成本如何，是否得不偿失。我们根木没有考虑成本，认为全民炼钢能推动国家的工业建设飞速发展，那就是胜利。当时真的是满腔热情意气风发，只一心一意响应党中央的号召，朝思暮想日夜忙碌于怎样炼出钢，不知疲倦地埋头在技术措施里，对于供应方面花了多少人力物力财力一概不假思索，今天回想起来确是浪费不少人力物力。后来听说某处山区农村动员了上千农民砍光了几个山头的树木，放到山谷里，把铁矿石压在上面放火燃烧了几天几夜，最后也是毫无收获。

       参加农村大办粮食群众运动回来的李海岳、张鉴等同志对运动中出现的问题很不以为然。李海岳对某县杀生猪作肥田料提出不同意见，被该县领导讥讽为书呆子。我校原科社教研室主任、从延安南下的张鉴同志因对某农村干部拆农民泥砖屋作肥田料大有意见被认为是右倾机会主义，下放劳动后远调海南民族自治州。哲学教研窒主任、南下干部李放村因在从化温泉干部会议上讲课对大跃进有所批评，被远调广西北海。

       大炼钢铁之后，我们还是热情不减，把东西收拾后又干起修理杂活，木工、钳工、铸工齐上阵，接受各部门送来的修补杂活。直至有一天忽然发现街道上的商店食物货架空了，连汽水都没有卖的了。这使我惊骇极了，简直不可理解。接着上头宣布每人每月粮票从30斤减为23斤。我们当时干的是体力劳动，很能吃。我知道广州的工人都是30斤的，所以很有点情绪。但行政处长宣布这是党委决定的，我就不敢声张，只把意见憋在心里，认为行政处长是拿党委压人。直到后来许多从农村调来学习的公社领导揭露了农村在“大跃进”中的许多混乱现象，校领导提出“保卫三面红旗”的口号，这些同志就受到严厉的批判，从对群众运动的态度上升到对“三面红旗”的态度再上升到对党中央的态度问题，很吓人。弄得这些实话实说的农村基层干部很委屈和痛苦，有的甚至痛哭流涕，有的后悔来党校学习。

       粮食短缺，接着其它食物也稀少了，人们心里的惊慌一阵高于一阵。大家开始想法自救，纷纷挖地种番薯、养兔、养鸡、养葵鼠等等。这时，大儿子4岁，妻子素娴刚怀上第二胎，我们的肉票都按党和团的号召上缴了。孕妇没有营养不行，我的确慌了起来。先是跟着别人养兔，兔死了又养鸡。当时党校的房子都是平房，空旷的地方很多。我住的32栋前后都是空地，门前还有一排高大的石栗树。有好心人给了我几颗海南“大黄豆”种子，我就把种子埋在大树下，不久种子发芽抽丝沿树干而上绕满了枝头，开花结荚挂满了树梢。这种豆子我从来没有见过，它的直径足有一厘米以上，呈圆形，要用清水泡一夜去掉黑色的毒素才能吃。我先后收获了不下五六斤这样的豆子，对当时的缺粮状态确是不小的补助。这种豆子的好处是不用施肥不用管理，生命力特强；缺点是它会缠坏树枝和吃的时候要排毒，味道也不怎么样，只是能填饱肚子而己。但它的“历史功绩”使我终身难忘。

农村调查和“整风整社”

       1960年春天，我接到一个特别的任务。这是省委给的任务：由省委社会部牵头，省府派三个科长、党校也派三个科级以上干部参加，到电白县去调查粮食情况。党校小组由吴瑞泮同志当组长，我当副组长，组员是省政府的三个科长和正在被批评的科社教研室主任张鑑同志。到了电白，队伍分成三个小组：我们党校和省府同志合成的小组被派往沙朗公社的一个生产队仓库住下来。白天跟生产队的社员一起去劳动，晚上就分头参加队委的会议和访问村民，了解他们的生产生活情况。我们同社员一样，每人每天领取三两米煮稀粥吃。就这样熬了三个月。头两个月最艰苦，最后一个月因为有了新上场的小番薯补充，情况就好多了。社会部的领队同志偶尔来一下，交换一下情况。我和老吴也偶尔轮流去县城水东汇报。水东是个渔港，能吃上海鱼，虽然没有植物油，味道很腥，但此时此刻，确实是很高级的享受了。总的印象是，这个县的粮食情况很紧张，但具体地区又有所不同。据领队介绍，大米虽然都短缺，但海边生活因有海产的补充而较为好些，平原次之，我们小组所在的丘陵山区地带最困难。对于这些困难，农民们正在按各地不同的条件自力更生努力克服中。例如，我们所在的生产队，在我们到来之前，就作好扩大短期能有收成的杂粮生产计划并育好了番薯苗。我们到达后，就同他们一起抢种。所以只熬了两个多月，就可以基本上吃饱肚子了。电白属于湛江地区，这里全年降雨量偏少，稻谷产量偏低，沙朗就很典型。这里的丘陵坡地属沙质土，种番薯是他们的拿手好戏，技术确很精细。育苗、起垄、施基肥，都有套科学的方法。缺粮状况开始缓解，我们便奉命撤出，回到广州。但不出三个月，我又回到农村去，而且待的时间更长。

       1960年中秋节前，党校完全停止了办学，在校长黄庄平带领下，全校人马开赴德庆和封开两县。名曰“整风整社”，实际上是在省委领导下，对这些在“大跃进”中受破坏最严重、死人最多的县进行紧急救助，清理善后，以恢复正常生产。这次农村工作进行了整整一年。

       当时党校的工作人员绝大多数是建国前参加革命的，来自游击队、解放军和地下工作，都有很强的组织纪律性。工作上没有份内份外的思想，只要领导一声令下，叫干什么就干什么，毫不犹豫。而且，省委规定省委党校的工作要面向农村，培训对象以县级领导干部为主。所以，无论教学干部和行政干部，熟悉农村情况都很重要。

       我们乘“花尾渡”抵达德庆县城，然后分赴各地。开始，我们政治经济学教研室的同志都集中在凤村公社，后来就分散了。最后我被调派到播直公社的大宁大队，任务是协助当地干部消除灾害恢复生产，其中一条使我颇为震惊的是：死亡率不得超过百分之二！人命关天，顿然使我感觉到问题的严重性和担子的重量。但当时我仍然相信领导上说的，问题是三年自然灾害造成的。

调去省委讲师团

       1962年初，春节前我们回到广州。不久又接到任务到从化去参加学习班的工作。从从化温泉回来以后，已经是1962年的夏天。当时党校还没有放寒暑假的制度，紧接着就接受新的任务，就是学习中央的几个文件以及由教研室主任卓炯引导的重学《资本论》。但当我正开始投入的时候，却又突然收到通知要调回省委宣传部讲师团。当人事科的林克同志问我有什么意见时，我反问能提什么意见？她似乎看出了我的什么，说：“当然，不能提不去的意见”。于是我就说：“那就没有意见了”。

       1962年10月，我带着惋惜的心情离开了党校，回到了阔别五年的省委讲师团。同时从党校调去的有党校资料室主任王若炎，还有李海岳、曹荣、温淑光、张聂雄、骆焕文、李妙章等同志。以后，又从各地调来莫婉芬、冯钟基、陈枫、骆鉴华、钟润民等。

       （编者按：从1964年春夏之交开始，张源与省委宣传部和讲师团的同志一起赴阳江县和阳春县开展“四清”运动。）

        总之，两年在“两阳”地区所见，农业生产比起三年困难时期有了恢复，但农民还没有摆脱贫困。农业生产力有了提高，但发展缓慢。原因不在于农村干部“四不清”，而是多方面的。除了水、密、土、保、种、管、工等等软硬件的投入之外，还有自然环境和体制等问题。主要原因是什么？当时工作队没有人去分析研究，也没有人真正敢去研究并作出结论。独是我们的老教研室主任卓炯同志敢于从学者的角度，早在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就提出中国现阶段的社会生产应该是商品生产。这就犯了大忌讳，因为当时认为，商品生产必然产生资本主义，农村正在限制和压缩商品生产。例如把传统的十天三个墟日缩减为两个，限制家庭副业和自留地的生产等等，并称之为“割资本主义尾巴”。所以，领导上曾经组织政治经济学教研室的同志对卓炯同志进行批判。我当然也奉命参加了，但我的发言是纯学术性的，即有社会分工并有私有制才有商品生产，而卓炯同志的研究结果认为：只要有社会分工，就必然有交换，就有商品生产。林伯侯同志的发言跟我的观点大致相同。但不知为什么都受到领导的批评。

       （编者按：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张源从农村回到省委宣传部，之后去粤北的五七干校劳动。1970年冬天张源被派到阳春县当工作队员，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不到一年又返回五七干校，被分配到连县的连阳煤矿工作。）

调回广东省委党校

       1973年10月我从连阳煤矿调回广东省委党校。这次又回到省委党校政治经济学教研室。由于十多年离开了讲台，当我接受了第一个讲课任务时紧张得不得了。这时党校还跟以前一样，没有教案或教学大纲。教学对象还主要是轮训县以上的农村领导干部。省委决定办什么班，组织部选调学员来校，由宣传部下达学习课程内容、要求，党校领导就把课程分给各教研室，教研室再把任务分派到教员。于是就立马紧张起来，突击写提纲，送审，收集资料，分析研究，写讲稿，再送审，修改，定稿，然后上大课。简单地说，就是“紧急备课，一次就过”。讲完就拉倒，连讲稿也不打印发给学员。这样的课我记得有关于农业问题、十大关系、批邓等等。但讲完课并没有闲着，要参加很多活动，例如：下乡调查、参加农村社教运动工作队、参加省府年度经济计划的制定和讨论、参加省府系统有关部门组织的经济调查研究活动，到北京和武汉等地参加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学术讲座、参加中央党校召开的全国各省市党校政治经济学讨论会等等。这些“课外活动”比备课讲课的时间还多很多，它扩大了我的视野和对实际问题的深入了解。从此，我就逐渐形成了系统的经济体制改革理念。这就是：中国必须发展商品经济，经济体制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所以后来邓小平同志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主张使我由衷地认同。

       十多年基木上没有摸过书本了。但是，有一点却是肯定的，那就是对农村基层的实际更了解了，讲课不再从理论到理论了。因此得到农村工作的学员的欢迎。在以后的十多年里，我全心全意，埋头苦干，每年都到农村和工厂去调查研究。在政治经济学教研室，我成了教学骨干之一并逐渐有一些成就感。室主任王安民还聘我兼任室的“人事秘书”，又把我推举为四个教研室联合支部的支部委员。此后，我更重视调查研究，坚持理论联系实际，讲真话，不讲空话。可是，后来却因此让我碰了个大钉子。

       自1973年10月从连阳煤矿调回党校直至1989年3月离休，是我一辈子真正以教学为主的时期。这个时期，党的政治生活、国家和世界的形势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变化，党校也随着慢慢地转变，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毛泽东时代，开始了以经济建设和实现现代化为中心的新时代。这个时代的开始是以邓小平的名字为号召的。他成功地倡导了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和开放，使我国经济获得飞速发展。我在党校的工作和生活也体现和感受着这些变化。

       在沉痛的1976年，三个党和国家最高层的备受拥戴的领导人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相继去世，使我们全党和全国人民如陷于凄风苦雨中，悲痛欲绝。但作为远离北京党中央的基层党员，在高度保密的体制下，我们对中央高层的政治斗争一无所知。对周总理的葬礼规格被限的原因也不明底蕴。但见长安街上送别人流万人空巷，天安门“五·四”事件的爆发，通过报纸的报道，才逐渐了解一些真实情况，粉碎“四人帮”以后才开始厘清头绪。原来“文化大革命”以来，许多高层的老干部都被卷入风沙弥漫的政治迷雾中，更何况我们广大的基层党员和亿万的芸芸众生以至国际人士。

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

       幸而物极必反，坏事变好事，最后一个党的高层元老邓小平上台，坚决迅速地扭转乾坤，抛弃过时的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转上经济建设为中心；抛弃过时的计划经济体制，转上市场经济；追上快要错过的世界经济发展浪潮，为后来各届国家领导人开辟了前进的大道。当然不能忘记他老人家关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号召，鼓舞了众多学者、干部、党员和广大群众敢于提出意见，集思广益，最后由最高领导一锤定音的高度民主集中制方法广泛动员的效果。

       记得在苏联解体后，东欧各国纷纷进行了经济和政治改革，我国许多高级研究机构和高等学校派出研究人员和教授前去访问调查，回国后组织了许多学习班和报告会。我有幸被派去聆听中央党校和武汉党校举行的这些报告会，并跟随赖诗逸副校长和王安民主任到昆明云南党校参加全国省市党校的关于经济体制的讨论会。会上对未来经济体制的性质进行了激烈的辩论，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应实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应实行商品型的计划经济。我当时就倾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我的观点的形成并不是偶然的，主要是来自解放后的城乡生活实践和观察。广州市高第街解放后的没落和昔日繁荣的对照以及“大跃进”、“四清”和“文革”时期四五年的农村“三同”的体会，加上粗略的理论思考，觉得非发展商品生产不可。所以，当邓小平登高一呼提出“市场经济”这一更鲜明的概念时，我即诚心拥戴。为此，我放弃了被提升的机会，到暨南大学去进修，企图学到一些市场经济的知识。只可惜大学的经济课程也还没有转上市场经济上来。

       以后，我又积极联系政府有关部门了解经济体制改革的实况。1980年到普宁农村调查，县委书记刘丰派了两部吉普车，让我们六个人（我带去的赵锻炼、王阳民和汕头党校政经教研室副主任带的两名教员）自由选择到农村各地调查观察。我们一起同农村部的土改老干部座谈了以后，选择了平原、丘陵、山区三个点，分别前去找公社、大队、生产队干部和农民群众座谈，观察村容村貌和随机检查生产场地，发现许多村子都有几家新房子，晚饭后农民还到番薯地除草而且弄得干干净净，还惊讶地看到一个带着手表的青年在放鸭群。当时我回忆起在德庆、阳江、阳春等农村多年“三同”时所见：房屋老旧残破；除农忙外，集体出勤懒懒散散。最深刻的记忆是，生产队长天未亮就喊开工，直到日上三竿人们才到齐，然后出发田间，下午不到四点钟就收工回村，剩下生产队长收拾田头地尾。对比之下，使我强烈认定普宁的农业体制改革（当时还没有定下“包产到户”的名称）的确提高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特别是我同一个生产队长的谈话中了解了其中的具体运作流程之后，更深信不疑。那个队长说：这种做法实际上己经不是现在才开始的了（他暗示己经有一年多）。具体做法是这样：犁耙田、办田、播种育秧由生产队统一进行，插秧及田间管理以及收割都分到户。该地水田平均每人不到五分，一家三口也就一亩多，插秧时全家上阵，夫妻俩到田头挑秧插秧，九岁的孩子放农忙假在家煮饭、喂猪喂鸡。忙完插秧，男的早晚到田头巡视，察看稻田生态，适时排灌水、施肥、除虫、中耕除草，中午还可以避开火辣的太阳在家歇歇；女的平时主管一日三餐和养猪鸡鸭，孩子就上学去了。但是，生产队长职务并没有取消，只是不用天天浪费时间喊开工，而是花少许气力在公购粮的按户分担和保证上缴以及其它内部协调等问题上。当时我们还没有意识到国家工业化还可以因此获得大量劳动力资源。总之，我们认定农民创造的这种体制改革，虽然还待完善，但基本上适应当时情况，能提高农民的积极性和劳动生产率。

       回来以后赵锻炼同志上台讲课运用了这一观点，得到许多学员的欢迎。我也在校刊上投了一篇思路还不成熟的短文，企图从理论上表述我的观点。但同时，有的学校领导和省委有的同志到海南调查，认为那里“单干”己超过百分之四十，应该立即刹车，引起了学员的纷纷议论和质疑。我一直心平气静地相信我调查的结果，坚持我的观点毫不动摇。可是有的学校领导则反应强烈，到政经教研室找王安民主任，表示对我们的观点极为不满，认为现在要搞“单干”不能接受。王安民主任没有向我转达，也没有对我批评。

调进经济管理教研室工作至离休

       不久以后，本校开始按党校系统标准补评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教学人员职称，把我调去协助副校长办理具体事务。从此，就一直没有回到政经教研室。在这次任务完成后，我被任命了一个有职无务的“组教员”。后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支持包产到户的社论和我到暨大进修一年之后，才被重新调进新成立的经济管理教研室，对理论班和东莞党校学员上一些经济数学的课。最后，又调理论部当副主任兼第一届研究生班主任这一个教学行政职务，并和同学一起学了一点英语。在这任上，我请了几个月的长假，用被抛弃了三十多年的蹩脚英语，借助字典翻译了美国人约翰逊从日文翻译成英语的小册子，在校内印发。离休前申请评副教授用不着外文，就没有公开出版了。

       可以说，“文革“”后回到省委党校以后的15年，才是我一辈子得以真正把主要精力放在教学和调查研究上的时期，也是我参加理论教学工作以来经济调查活动最活跃的时期。在这个时期，我参加了陈郁省长主持的年计划会议，体会了计划经济体制下广东省的年度计划制定的实况；参加了刘田夫副省长率领的经济调查，到许多机电厂和顺德的鱼养殖场等地，使我大开眼界，不再满足于单纯的理论探讨。但是，这时我已到了法定的离体年龄。

       1989年3月，我以副教授的职称、厅级医疗待遇离休，当即被广州市经济技术研究所聘任为学术部副部长、部长，继续调查和研究经济改革问题，追踪经济改革实践的道路。后来，回到党校，在全民办商业的高潮中同离退休同志们在支部的领导下，一起摸索办企业，直到企业亏损得到填平才完全离开工作。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看到了当代化学教科书的周期表，几十年前的空白格子已经被新发现的元素填满甚至一个格子被填上了三个新元索，我不禁有点说不清的感觉。

后  语

       回顾我的一生，走过的路并不平坦。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没有什么突出的贡献。但我信守了参党时的誓言，服从组织，做好分配给我的每一项工作。而对我被动放弃了对化学这一我最感兴趣的学科的学习，“大跃进”后又不得不放弃跟卓炯主任学习经济理论的机会，成为一个“周身刀冇张利”的碌碌无为的人而不无遗憾。现在我仍时刻关心着国家的发展和世界形势的变化，但自觉智力和健康都日渐衰退，无力作出什么贡献。谨以此回忆录献给关怀和要了解我的经历、了解有关时代的脉络的同志、朋友和家人。 

      （摘自张源著：《我们的岁月——回忆篇》，编者对个别字句和小标题作了适当的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