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资本论》和《资本论》研究会

黄灼明

       今生有幸，我高中时代接触了《资本论》，在北大经济系的大学时代又学习了一年半《资本论》，北大毕业后到了大学的教学工作岗位，数十年来一直没有离开《资本记》的教学和研究，可谓与《资本论》结缘终身了。

       一、学生时代接触和学习《资本论》

       1950年春天，我怀着对党和新中国的热爱之情进入台山培英初中，珍惜有国家助学金的难得机会发奋学习并积极参加社会活动。1950年暑假，参加了当时台山县团委组织的青年学园活动，主要学习社会发展史，接触了《共产党宣言》。通过学习，让我初步了解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也初步认识中国共产党是按照人类社会发展规律领导广大人民进行革命，改造国家，使中国走上正确发展的道路。

       1952年起，全国取消了春季招生，我因学习成绩优秀而提前半年初中毕业。1952年秋天，我如愿考上了台山一中高中。1954年在读高二时，得到时任校长朱伯廉老师的指点和鼓励，接触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后来得知朱校长留学日本时曾听过著名《资本论》专家河上肇的课）。当时，我只看了《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的序言和第二版跋，便初步认定了《资本论》是科学真理，从此对经济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报考大学时，前面第一、第二志愿均填了北大经济系，后来如愿进入了北大经济系学习。

       在北大经济系学习期间，我是靠每月15.5元的国家助学金维持生活和学习的。《资本论》是经济学科最重要的经典著作，一套3卷（不包括第4卷《剩余价值史》），我买不起，便借读五年（我们班是北大首批文科五年制），做了上万张读书卡片，又做了读书笔记，这样我打下了比较扎实的《资本论》基本功。在北大期间，按课程安排《资本论》学习一年半，主讲老师是老革命、老学者王学文同志。

       王学文同志（1895-1985），江苏徐州人，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教育家，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他在1910年赴日本留学，1921年考入京都帝国大学经济学部，受教于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精通《资本论》的河上肇。1925年毕业后，又入大学部当研究生。1927年夏天回国到武汉，不久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6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在延安期间，他一直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新中国成立后，他长期在中共中央宣教部工作，并在中央党校讲授政治经济学，致力研究《资本论》和财政经济问题，撰写学术论著。同时，他作为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还担任政治经济学教学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资本论》学会理事长等职务。在党政层面上，他是中共七大的正式代表、政协委员和常委。所以他主讲我们班的《资本论》，我们感到无上的荣幸。以他渊博的知识，对《资本论》的精通和无比的热情，对我们学生谆谆教诲和帮助，使我们得益甚大。在我的心里，永远怀念和感恩王老。在这里，我还要提到在北大学习《资本论》期间，也曾先后拜访过或接触过郭大力、王亚南两位《资本论》译者老前辈，从他们的教诲中受益。

       二、哈军工—国防科技大学时期的《资本论》教研

       我在这一时期的人生历程有28年之长，是最宝贵的青春年华。其中又可分为两个时期：一是哈军工十年（1960年-1970年）；二是国防科技大学十八年（1970年-1988年）。1969年中苏珍宝岛一战以后，中央军委一号命令，要求哈军工除

       原来的海军专业部分不动外，其余专业分散南迁，主体部分迁到湖南长沙，后改名为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在哈军工时期，我在政治部政治教研室任教（助教、教员），担任经济学公共课的主讲老师。开课的课程，主要是政治经济学加上社会主义建设专题课。政治经济学的开设与其他高校无异，社会主义建设专题则结合现实，由经济学教研组编写讲义。在教学内容上，把《资本论》中的有关基本原理融合进去。我记得在社会主义建设专题中，较多地把《资本论》第二卷的流通原理融进去讲授。

       在国防科大时期，又可分为两个阶段，前一段是“文革”结束前，后一段是“文革”结束后。“文革”结束前，没有系统开课，课程安排都是专题式的。其中有一个专题是《马克思与“资本论”》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伟大革命实践》，由我和郑民奇老师担任主讲。《马克思与“资本论”》专题的内容有两个方面：一是马克思的生平简介与写作《资本论》的艰辛，二是《资本论》基本内容的概括阐述。“文革”结束后恢复了高考，招收了一批工农兵学员。当时，马列主义政治理论教员缺乏又没有补充的来源，校党委决定自主培养，与当时的中南矿冶学院（即今中南大学）合办政治师资班，各招一个班，主要生源是“老三届”，共招了60多人，学制4年，设置党史、哲学、经济、自然辩证法四个专业，毕业论文通过发本科毕业证书。课程设置的授课教师由两校马列主义教研室（政治教研室）负责。我的任务是除了给理工专业班主讲政治经济学外，还要给政治师资班中的经济学专业系统讲授《资本论》(一年）和经济学说史。

       “文革”结束前，在1973年到1975年间，我主讲有关《资本论》的场次大概有数十场之多（现在无法准确统计），这里包括校本部的班次、开门办学的班次（主要在北京和天津）、长沙市的工厂和由湖南省图书馆组织的讲座等。回顾起来，在讲授过程中，有的令人感动场面深深刻印在我的脑海中，使我永远都忘不了。

       《资本论》是马克思四十年（1843年至1883年）的研究成果，这本科学巨著是经过千辛万苦才写成的。这个千辛万苦中，包含有反动派的迫害、极度贫困的生活条件，还有疾病的折磨等等。当我在课堂上读到燕妮·马克思在《动荡的生活简记》的一段话时，许多听众都流下了眼泪，有的女同学甚至哭出了声音。现在，我把这段文字摘录如下：“1852年复活节，我们可怜的小弗兰契斯卡得了严重的支气管炎。可怜的孩子和死亡搏斗了三天，受了许多痛苦。失去生命的小尸体停放在后面小房间里。我们都搬到前面房间来，晚上我们睡在地板上，三个活着的孩子同我们睡在一起，我们都为停放在邻室的冰冷而苍白的天使痛苦。可爱的小女儿在我们生活上最穷困的时期死去了。我们的德国朋友们这时候无力帮助我们。……当时我迷茫地跑到一个住在附近、不久前曾拜访过我们的法国流亡者那里，求他接济我们。他立刻极友善而同情地给了我两英镑。这样才付清了小棺材的钱，现在可怜的孩子安然地躺在里面。小女孩出世时没有摇篮睡，而死后也好久得不到小棺材。当我们把我们的小女儿送进坟墓时，我们是多么伤心啊！”

       “文革”后我在给政治师资班经济学专业系统讲授《资本论》的过程中，结合我国改革开放的现实问题，运用《资本论》有关流通的原理对经济效益、资金运动进行一些研究。1982年党中央明确提出了提高经济效益的要求，这是拨乱反正的一个重要方面。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我写了《社会主义经济效益与企业资金运动》一文，发表在《国防科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一期上.该文联系《资本论》中的再生产理论，阐明了经济效益的主要内容和提高企业活力的主要途径,发表后在湖南得到了学界的好评。

       三、九游（中国）时期的《资本论》教研

       1988年2月，我从国防科技大学转业到九游（中国）工作，报到后一再向校委主要领导表态，不担任任何行政职务，只做老师的教学工作。在省委党校工作期间，除了担任当时没有学位授予权的研究生班导师外，还参与并主持全校《资本论》的教学与研究工作。1994年起，党校成立研究生部，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从此，我又担任硕士研究生《资本论》的主讲老师。此外，主体班次的《资本论》专题课（包括厅长班、中青班、县处班等），还有一个全省党校系统的教师补课班，均由我组织实施和参与主讲。其中给我留下较深印象的班次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厅长班，该班的主要课程就是学习《资本论》选读本，由我主讲和陪读答疑。

       回到广东工作后，我积极参与省内外有关《资本论》和改革开放的研讨活动，又认真研究了卓炯的商品经济思想，结合《资本论》的基本原理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写出了一批论文，如：《关于商品经济存在原因及其历史地位》(《岭南学刊》1991年第4期) ；《简论市场经济的共性与特性——重读<资本论>的思考》(《岭南学刊》1994年第3期)；《谈谈卓炯的方法论思想》(《岭南学刊》1994年第5期)；《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与提高经济效益》(《岭南学刊》1996年第2期)；《马克思恩格斯的所有制形式理论与我国的公有制形式创新》(《当代经济研究》1996年第5期)；《经济效益范畴的历史考察》(《当代经济研究》1998年第2期)；《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在新世纪发展的思考》(《综观经济》2001年第5-6期)；《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新变化及其重要启示》(《南方经济》2002年第3期)；《简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石”和“核心”的创新》(《当代经济研究》2004年第6期)；《卓炯的马克思主义创新精神永留史册》(《卓炯纪念文集》,广东经济出版社2000年版)；《卓炯对理论经济学创新作出了历史性的重大贡献》(《广东老教授》2019年第2期)；《卓炯是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楷模》(《广东老教授》2020年第3期)等。

       四、改革开放以来研读《资本论》所悟的主要观点

       “文革”后，我国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逐步迈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研读《资本论》也随之与时俱进，联系新时代的实践，感悟到一些新的认识，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6点：

       1.《资本论》既是资本主义时代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是人类思想文化发展的必然产物，二者是统一而不可分的。

       2.《资本论》在研究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同时，也联系和探讨了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形态和未来的社会形态。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具有一定广义政治经济学的性质。

       3.学习和研究《资本论》，既要全面、正确理解原著，又必须与时俱进。在20世纪末以来的新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创新，概括起来就是从狭义走向广义。广义劳动价值论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基石。

       4.《资本论》在揭示资本主义运动规律时对商品经济所作的科学分析，同时也是对社会化商品经济的科学分析，在这个意义上说，《资本论》是一部“社会化”商品经济理论，即“市场经济理论”。它为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了理论基础，对我国的经济体系改革和现代化经济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5.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卓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创新的实质是使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从狭义变成广义，从而创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石”和“核心”。

       6.知识经济的产生和发展会引起经济运行方式发生深刻的变革，导致社会生产和再生产过程由四个基本环节（生产—分配—交换—消费)逐步走向五个基本环节(科技—生产—分配—交换—消费）。

        五、积极参与《资本论》研究会的工作

       从全国到各省市的《资本论》研究会是我国《资本论》研究和教学的重要平台，参与其中的工作和活动，对研读《资本论》的学者而言，得益是很大的。

       新中国成立后的《资本论》学会或研究会，先后由王学文、许涤新、宋涛等老前辈主持。“文革”前开展活动较少，“文革”中停止了活动，“文革”后才逐步恢复起来。

       在湖南，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在老学者、老革命涂西畴的倡导下，开展了湖南《资本论》研究会的筹备工作。涂西畴（1913－2007年），湖南人，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7月考进中山大学经济系学习，受教于《资本论》翻译者王亚南老前辈。1949年建国后，他先后担任湖南大学教务长、原湖南财经学院院长。1982年7月1日，湖南《资本论》研究会正式成立，涂老任会长，易培强同志（我在北大时的学长）任副会长兼秘书长，我任副会长，还有中共湖南省委党校、湖南省社科院、湘潭大学、中南矿冶学院等单位派人担任副会长，黄铁苗同志担任秘书工作。我积极参与了筹备工作和成立后的各种工作。从1983年开始，每年召开一次学术研讨会，以此平台推动湖南《资本论》的研究和教学。

       1983年是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该年2月24日到3月3日，在厦门大学召开“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全国《资本论》学术研讨会”，我应邀参加了。这次研讨会规模很大，共有280多人参加，全程由许涤新、宋涛等老前辈主持。2月24日，许涤新致开幕词；3月3日，宋涛致闭幕词。研讨会按大、小会结合，讨论气氛十分热烈。正是在这次会上，我第一次看到了卓炯同志的文章(卓老未到会，文章是由广东代表带来的)，第一次看到社会主义剩余价值的观点，感到很有创见，也为之震动和深受启发。我利用休会时间专门找到广东《资本论》研讨会主要负责人之一的黄标熊老师详谈。标熊老师热情地介绍了卓老的主要学术观点和学者风范，使我对卓老的人品、学品的敬重之情油然而生。从1983年开始直到21世纪初，我都积极参加全国性的有关《资本论》的研讨活动，在活动中先后与许涤新、宋涛、陶大庸、关梦觉、刘诗白、徐杰、张蕙华、陈征、何炼成等前辈有所交流，从中受益。

       1988年回到广东工作后，我认真深入地学习、研究卓炯的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理论。后来得知广东《资本论》研究会自卓炯会长逝世后就没有开展活动了，按人们说法是名存实亡了。我认为这是不正常的，应该恢复起来。于是，我多次主动向省社科联和广东经济学会主要领导提出并积极参与研讨会的重启工作，同时利用各种场合宣扬卓炯的经济思想和高尚人品。为了重启广东《资本论》研究会的活动，广东经济学会曾牧野会长希望我牵头做这一工作，我表示可以，但不能当会长，会长一定要由长期在广东工作的老同志来担任。当时，曾会长向我推荐了两个人，一个是中大的张志铮教授（中大马列主义教研室主任），一个是暨大的王光振教授（暨大经济学院院长），要我出面做他们工作。我分别拜访了这两位教授，结果，张志铮教授谢绝了出山，而王光振教授则接受了，但要求我主持日常工作，我答应了。以后，光振教授和我积极进行筹备工作。1992年9月3日，在暨大由光振教授主持召开有关主要单位派代表参加的筹备工作会议。同年11月7日下午在省社科联会议室，由曾牧野同志主持，召开广东《资本论》研究会理事会扩大会议，选出研究会领导班子。最后确定王光振教授担任会长，我与周治平、李培荣、吴朝震、杨昌俊（后由李克华替代）任副会长，以后又补了汕头大学的戴道传教授为副会长，张躬德和黄铁苗为秘书长。广东《资本论》研究会恢复活动后，一般是每年或两年召开一次学术研讨会。上世纪90年代后期，光振教授中风住院，提出辞去会长职务并建议由我接任。后经常务理事会讨论，一致同意光振教授建议，我担任会长直到2006年。当年4月22日，在中山大学举行《资本论》学术年会暨第五届会员代表大会，会上我代表老一届理事会提出全面交班的建议，选出新的领导班子。最后通过选举确定董小麟教授（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副校长、博导）担任会长，中大李胜兰教授担任常务副会长，陶一桃、黄铁苗、郑志国、李健英、王廷惠等任副会长，中大吴强教授为秘书长。换届之后，经新一届领导班子提出，让我挂上名誉会长。上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上刮起了一阵把《资本论》教学边缘化的歪风，广东《资本论》研究会坚决进行了抵制，在省委党校和不少高校坚守住这块阵地，这是令人欣慰和自豪的。鉴于我长期积极参与《资本论》研究和《资本论》研究会的工作，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先后选进了全国《资本论》研究会担任理事和常务理事的职务。

       （载《广东老教授》202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