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新见］ 理解非正规就业：异质性雇佣成本、社会福利与稳定化政策

陈利锋

       新见解：（1）货币政策对于正规部门就业与非正规部门就业具有不同的效应，原因在于正规部门与非正规部门具有不同的雇佣成本，而雇佣成本的差异导致了正规部门与非正规部门在雇佣决策上的差异。（2）我国正规部门与非正规部门之间在工资待遇、岗位培训、带薪休假等方面的显在差异以及在社会地位上的隐性差异构成了我国劳动力流动的“无形”屏障。（3）非正规就业的大量存在以及正规部门与非正规部门的显著性差异导致了我国社会福利的恶化，这也成为我国劳动力市场结构性改革的理论依据。（4）以降低正规部门雇佣成本为手段的劳动力市场结构性改革有利于促进劳动力市场流动和缓解社会失业。（5）最优货币政策机制应该对劳动力市场做出反应。

    一、货币政策与劳动力市场的经验事实

       发展中国家一个典型的事实就是非正规部门与非正规就业的显著性存在，其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发展正国家生产力水平相对较低且发展不平衡。发展中国家的正规部门与非正规部门往往存在显著性差异，具体表现为：（1)名义价格刚性。非正规部门相对而言价格灵活性更大，换言之，正规部门名义价格刚性程度大于非正规部门；(2)价格控制力。正规部门同业竞争者相对较少，企业规模相对较大，因而具有相对较强的垄断势力。而非正规部门则由于竞争者较多，进而对于价格的控制力较弱；(3)两类部门就业者在福利待遇、工作稳定性以及工作环境等显在和隐性福利上均存在显著性差异。已有的研究往往将福利待遇等因素归纳为雇佣成本，因而正规部门与非正规部门具有不同的雇佣成本^①。

       对于企业而言，雇佣成本是其雇佣决策的重要影响因素。异质性雇佣成本的存在，使得正规部门与非正规部门具有不同的雇佣决策，进而使得货币政策对于两类部门就业的影响存在显著性差异。通过构建动态随机一般均衡-贝叶斯向量自回归(DSGE-BVAR)模型可以考察同一货币政策冲击对于正规部门就业与非正规部门就业的影响。研究发现，对应于同一货币政策冲击两类部门就业具有完全不同的动态反应路径^②：

       (1)货币政策冲击下，正规部门就业变量在冲击发生之后第13个时期达到峰值(0.6个刻度)；而非正规部门就业变量则在冲击发生之后的第2个时期迅速达到峰值(1.9个刻度)。

       (2)从冲击效应衰减的程度看，货币政策冲击下非正规部门就业变量恢复至稳态水平的速度更快。

       货币政策冲击效应揭示了我国劳动力市场一个经验性事实：货币政策对于正规部门就业与非正规部门就业具有不同的效应。这一事实也表明，考虑不同部门之间雇佣成本的差异可能更为合理。

    二、非正规性与中国社会失业的持续性特征

       已有的大多数新凯恩斯主义相关研究均基于发达经济体建模，而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典型差异就是非正规部门与非正规就业的规模相对较小。因而，已有的新凯恩斯主义模型均忽略正规部门与非正规部门之间的差异而建立单一部门模型。早期的单一部门新凯恩斯主义模型主要通过名义刚性对劳动力市场模型进行刻画，其核心观点为：名义刚性的存在使得外生冲击发生时，价格等名义变量难以迅速有效的调整至市场出清的水平，因而导致了实际变量如就业和产出的变化。然而这一模型无法反映劳动力的流动，进而导致研究结论与现实劳动力市场表现呈现较大的差异。为了克服这一不足，近年来新凯恩斯主义研究者通过雇佣成本将劳动力流动因素引入早期单一部门新凯恩斯主义模型，与现实数据的比较则可以发现，引入劳动力流动之后的模型能够较好的反映美国和欧洲的通胀持续性特征，但对于劳动力市场失业的持续性特征的刻画则略显不足。

       带劳动力流动的单一部门新凯恩斯主义模型同样也无法反映我国失业的持续性特征，因为这一模型无法较好的解释我国劳动力市场“失业回滞”显著性存在的原因。尽管已有的研究分别从累进性工薪所得税的税收扭曲^③、失业刚性^④、就业路径依赖^⑤以及非完全风险共担^⑥等方面对此进行解释，但均无法较好的刻画我国失业的持续性特征。基于发展中国家非正规部门与非正规就业大量存在的事实，通过构建包含正规部门与非正规部门的多部门异质性雇佣成本模型，本文重新对我国失业的持续性问题进行了考察。通过分别计算单一部门雇佣成本模型与多部门异质性雇佣成本模型中货币政策冲击下失业的贝叶斯脉冲响应函数可以发现，单一部门雇佣成本模型中，在货币政策冲击发生之后的第2个时期失业立即下降(意味着经历了货币政策效应的滞后性)，并且在第2个时期达到货币政策效应的峰值，之后失业逐渐向稳态水平收敛，在冲击发生之后的第6个时期失业恢复至稳态水平；而多部门异质性雇佣成本模型中，在货币政策冲击发生之后的第2个时期失业逐渐下降并在第5个时期达到峰值，之后逐渐向稳态水平收敛，但在经历20个时期之后失业仍未收敛至其稳态水平。类似于多恩布什的“超调(Over-Shooting)理论”，本文将货币政策冲击下失业的初始反应看做其超调特征，而将外生冲击下失业收敛至稳态路径经历的时间和失业变化的幅度看做其持续性和波动性特征，那么模型比较分析可以认为：单一部门模型中失业的超调的程度更大，但持续性和波动性更小。

       进一步，以失业的一阶自回归系数作为反映其持续性的指标，本文分别计算了单一部门雇佣成本模型、多部门异质性雇佣成本模型以及现实数据中失业的持续性。计算的结果表明，单一部门雇佣成本模型中失业的持续性约为0.4659，多部门异质性雇佣成本模型中失业的持续性为0.7208，而现实数据中失业的持续性为0.6855。因此，基于失业持续性比较的结果可以发现多部门异质性雇佣成本模型更为接近现实数据，而单一部门雇佣成本模型则显著性低估了我国失业的持续性。

       这一结论为解释我国失业持续性特征提供了另一个视角：失业的持续性源于正规部门与非正规部门在雇佣成本上的显著性差异。具体而言，正规部门与非正规部门之间的差异使得我国失业更具持续性，即：(1)正规部门失业者宁愿选择继续寻找正规部门的就业机会而不愿意选择非正规部门就业，进而降低了整体经济的就职率，也延长了失业持续的时间；(2)非正规部门就业者仅仅将当前的岗位作为一种临时的、迫不得已的选择，其仍希望通过在职搜寻(On-the-Job Search)来获得正规部门的就业机会，而一旦获得机会将离开目前的岗位。非正规部门就业者的择业意愿提高了整体经济的离职率；(3)新生劳动力尤其是具备一定知识和技能的求职者以正规部门就业作为求职目标，但正规部门有限的就业吸纳能力导致整个社会失业率的上升。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每年我国出现的“公务员考试热”现象。

    三、非正规性与中国社会福利损失

       新凯恩斯主义模型通常采用社会福利损失进行政策效应评估，采用这一方法可以对非正规部门和非正规就业广泛存在的福利效应进行评估。那么非正规性如何影响了我国社会福利呢？首先，由于非正规部门具有较小的名义价格刚性，因而非正规部门的显著存在降低了我国整体名义价格刚性，已有研究表明，在名义价格刚性程度较高的条件下，名义价格刚性的降低有利于改善社会福利，因而非正规性通过降低名义价格刚性而实现了社会福利的改善^⑦。但是，由于正规部门与非正规部门在工资、福利、工作稳定性以及工作环境等显在和隐性福利上的差异，使得中国劳动力市场存在显著的失业持续性和失业回滞。并且由于非正规部门就业者往往只是将当前岗位视为临时性工作，一旦在正规部门获得工作将立即离职，进而提高了离职率。综合以上两个方面，非正规部门的存在造成了失业更大的波动，进而引起社会福利的恶化。

       福利分析的结果表明，尽管非正规部门的存在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从社会福利的角度看，仍然恶化了社会福利。这一结论与现实世界也是相符的：发达国家非正规经济规模相对较小，但社会福利整体水平高于发展中国家。这一结论为当前我国正在积极推进的事业单位改革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由于事业单位属于正规部门，而正规部门与非正规部门就业者在工作稳定性、待遇、福利等显性和社会地位等隐性上的差距，除了导致社会不公进而影响社会稳定之外，也使得我国存在显著的“失业回滞”问题，并且导致失业更大的波动。政府希望通过劳动力市场结构性改革来缓解这一问题，而本文的研究则为这一改革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非正规部门的大量存在以及正规部门与非正规部门的差距导致了社会福利的恶化。

    四、非正规性与劳动力稳定化政策

       我国当前正在积极推进的机关事业单位养老机制改革客观上降低了正规部门的雇佣成本，那么从劳动力市场的角度，这一改革具有怎样的效应呢？本文分别考虑了两种改革方式：激进式和渐进式，并通过数值模拟方法考察了这两种方式各自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无论在哪一种改革方式下，随着正规部门雇佣成本的下降，两类部门之间在待遇上的差异逐渐缩小，进而推动了劳动力的流动。正规部门失业者逐渐向非正规部门转移，促进了非正规部门就业的增加、正规部门就业的下降和总就业的增加；劳动力市场结构性改革降低了由于“失业回滞”引起的失业，促使正规部门失业者进入非正规部门就业，进而降低了整个经济中的失业。因此，无论采用哪一种方式，从长期效应来看，劳动力市场结构性改革有利于改善劳动力市场的表现。然而，从短期效应来看，较为激进的方式尽管可以在较短时期内实现就业的增加和失业的下降，但是却引起了正规部门就业与产出更大幅度的下降。

       与之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基于社会福利损失最小化的角度，政府应该尽可能实现劳动力市场的稳定化。那么，在非正规部门与非正规就业显著存在的背景下，劳动力市场稳定化政策具有怎样的福利效应呢？本文首先考察了类似于Evans规则的货币政策机制即对劳动力市场做出反应的货币政策机制对于社会福利的影响，研究发现，相对于不对劳动力市场做出反应的政策机制而言，这一政策机制具有相对较小的社会福利损失。这一发现意味着旨在实现社会福利损失最小化的最优货币政策机制应该对劳动力市场做出反应。另一个实现劳动力市场稳定化的政策是对劳动力市场进行结构性改革，研究结果发现，从长期效应来看，这一改革降低了社会福利损失。

参考文献：

 ① La Porta R. Shleifer A. Informality and development[R]. NBER Working Papers, 2014, No. w20205.

② 陈利锋：《异质性雇佣成本、劳动力流动与失业的持续性》，《浙江社会科学》2015年第4期。

③ 陈利锋：《累进性工薪所得税、失业回滞与中国劳动力市场波动》，《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

④⑤ 陈利锋：《就业路径依赖、失业刚性与中国劳动力市场波动》，《财贸研究》2015年第4期。

⑥ 陈利锋：《非完全风险共担、非自愿失业与失业的持续性》，《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

⑦ 陈利锋：《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会导致社会福利的恶化吗？》，《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15年第2期。

       （本文是对作者发表在《财经研究》2015年第1期、《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15年第1期和《浙江社会科学》2015年第4期三篇论文的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