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 中国版的政治经济学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

张宪成

       所谓中国版的政治经济学，按其主要点来说，无非是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是在一个落后国家建立、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政治经济学，从而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使我国人民能够过最美好、最幸福生活的政治经济学。这样一部政治经济学，对我国建设两个文明有着极其现实的意义。同时，对其他发展中国家今后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来说，也具有足资借鉴的意义。但要写好这部政治经济学，则需要长时间的努力和多学科的配合。本文拟着重谈谈这部政治经济学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以下简称新中国经济史）之间的关系，特别要谈谈这部政治经济学必须结合和反映新中国史的有关问题。

一

       我国的历史学界常说，“论从史出，史论结合。”对此，虽然近年有同志提出不同的看法，但从经典作家创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过程看，我仍然认为“论从史出，史论结合”的观点，是有道理的。

       我们知道，马克思的《资本论》是他花了毕生的精力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史的伟大成果，如果没有充分的英国经济史料作为《资本论》立论的客观基础，要写出《资本论》这样一部划时代的巨著是不可想像的。读过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的许多同志，都感到这是一部俄国式的《资本论》，它是根据《资本论》的基本原理对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过程进行具体的科学分析的结果。列宁在论述马克思主义与历史之间的关系时说得好：“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精神，它的整个体系要求人们对每一个原理只是（a）历史地，……（r）只是同具体的历史经验联系起来加以考察。”^［1］无论是《资本论》还是《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些经典著作，都不是空洞的臆测，而是根据对历史发展中的真实情况进行精确研究而写成的。这也是《资本论》之所以成为无产阶级的圣经和永葆青春的奥秘所在。恩格斯说过：“人们在生产和交换时所处的条件，各个国家各不相同，而在每一个国家里，各个世代又各不相同。因此，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对一切国家和一切历史时代都是一样的。”^［2］因此，中国版的政治经济学，也必然要结合和反映新中国经济史。

二

       新中国经济史，是以建国以来社会主义经济建立和发展的系统事实和发展过程作为基础，对三十多年来我们在建立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进行规律性总结的一门科学。中国版的政治经济学之所以必须结合、反映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除上面所述之外，还可以就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对象、规律就范畴等方面作进一步的阐明。

      第一，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研究对象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但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特点，作为中国版的政治经济学，它所要研究的对象和任务，就应该是中国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及其发展的规律性。社会主义的实践表明，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关系，既有在本质上相同的一面，有在形式上存在着不同的一面。因此，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反映共同性的经验，应该借鉴；但由于各国具体情况不同，就不能照搬国外的、不适合本国条件的、那怕对他们来说是正确的东西。在五十年代的历史条件下，我们不可避免地把苏联的东西搬来，但长期照搬，就必然要吃苦头。粉碎“四人帮”以后，又有人想来个“全盘南化”或“全盘匈化”，结果都是行不通的。

       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不但在不同国家具有不同的形式，就在一个国家里，它也是在相对稳定中发展变化的。我国五十年代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同八十年代的就有很多不同。在编写中国版政治经济学的时候，要解决“照搬”的问题，要搞清本国生产关系发展变化的来龙去脉，要揭示本国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发展的特殊规律性，就必须开展对新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就必须在政治经济学中反映新中国的经济史。

       第二，要揭示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更非结合经济史不可。马克思指出：“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3］我理解，马克思所说的充分占有材料，并不是说，材料多了就是充分了，而是说，要从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来占有全部材料，才称得上是充分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也才能探寻出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从而才能揭示出客观的经济规律来。过去，我国经济学界对经济规律的研究，存在着两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一是从规律出发来论证规律，这是相当普遍的；二是光凭脑袋一拍，就“创造”出多少条经济规律来。这些都是不符合唯物辩证法的。因而这种研究就很难取得多大的成果，更经不起时间的考验。要写好中国版的政治经济学，要摆脱过去从规律出发的框框，要摒弃主观“创造”规律的谬误，就需要研究新中国经济史，从大量的历史事实中，揭示经济发展所固有的客观规律性。

       近年来，理论界提出要重视经济规律体系的研究，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经济规律体系客观地存在于经济发展的整个过程之中，只有通过新中国经济史的研究，掌握建国以来经济大事的全部总和、纵横关系和发展趋势，才能学会运用经济规律体系的综合作用来为四化建设服务。如果只是抽取经济发展中的个别片断或个别事实，是无法掌握经济规律体系的，因而也是无法写好中国版的政治经济学的。

       第三，中国版的政治经济学新范畴的创立，也有赖于新中国经济史的研究。经济范畴是现实生产关系在理论上的抽象，它是历史的产物。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既然根本不同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就在客观上理所当然地存在着一系列的反映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新的经济范畴。这些范畴的客观性质与是否为经济科学所研究和发现、是否被我们所认识是无关的。但要揭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规律性，则必须借助于经济范畴。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就是这样做的。长期以来，我国政治经济学界，往往只是搬用《资本论》中或苏联经济学界的一些现有的范畴（当然对适用于一切社会的或几个社会的经济范畴是可以运用的），这既有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还没有充分展开的客观原因，也有对创立新范畴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的主观原因，结果就大大地影响着、抑制着这门科学的发展。为了编好中国版的政治经济学，在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已经发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日益深入的今天，这种现象再不能继续存在下去了，我们必须为创立社会主义经济学的新范畴而努力，这是编好中国版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功之所在，是万万不可忽视的。

       要创立社会主义的新的经济范畴，绝不能象普鲁东那样，即把经济范畴看作纯粹逻辑抽象的结果，而要借助新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整个发展过程中，抽象出反映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客观存在的经济范畴。邓小平同志总结三十多年的历史经验，提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一个总的根本性的范畴。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应该在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诸环节中，创造出各个领域的新范畴。毛泽东同志提出的社会主义的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先富和共同富裕等等，都是同资本主义有根本区别的、体现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在分配领域的新范畴。这些范畴的创立，使我们对社会主义分配的规律性获得了更为深刻的具体的认识，它有助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完善，有利于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从而也有利于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

       如果我们通过新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使中国版的政治经济学，有了符合中国实际的研究对象，又能够按照研究对象的要求和历史事实，创立相应的新的经济范畴，就会揭示出能指导四化建设的客观经济规律体系来。这样，园满地完成编写中国版的政治经济学的历史重任，是大有希望的。

三

       根据上面的分析，为了编好中国版的政治经济学，必须开展新中国经济史的研究。论和史这两门学科应该同步进行，就是说在编写中国版政治经济学的同时，应该把新中国经济史编好。这样做，既使政治经济学有丰富的经济史料作为立论的基础，又使经济史学获得理论上的指导，二者是完全可以比翼齐飞的，是可以为四化建设同时作出贡献的。

       现在的情况是，编写中国版的政治经济学已经引起广泛的重视。早在1956年，毛泽东发表了《论十大关系》，可以说是中国版政治经济学的一个良好的开端。1959年前后我国自己编写政治经济学教材，曾经有过一股热潮。据了解，到目前为止，我国编写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教材不下二百本之多，其中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和新中国经济史，这也是我们在编写中国版政治经济学时所应该注意利用的。至于新中国经济史，还在五十年代末期，我国经济史界中的有识之士，就开始着手搞过这方面的提纲，这是新中国经济史的萌芽阶段。党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发表，给新中国经济史指明了方向，房维中所作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导论，对开展这门学科的研究起了推动作用。近年来已有好几个高等学校开了新中国经济史这门新课，还有的学校和科研机构组织了较强的班子，对新中国经济史正在进行系统的研究，形势也是喜人的。但相对来说，这门学科并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社会影响也不很大。为了改变这种情况，为了交流经验以促进新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应该创造条件组织全国性的新中国经济史的讨论会，在此基础上还应组织经济理论科学和经济史学共同召开的讨论会，以推动两门学科的共同发展。

       总之，论从史出，史论必须结合。“我们应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从实际中抽象出理论，把这种理论运用于实际过程中，进行检验、修正和补充。这样，才能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只有这样的政治经济学才能用以指导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经济史学是经济学的基础学科。离开了经济史学，即离开了对经济发展过程的研究，是不能抽象出正确表述经济规律理论的。”^［4］另一方面，中国版的政治经济学，又反过来推动新中国经济史的深入研究。思格斯在《资本论》英文版序言中说，马克思的“全部理论是他毕生研究英国的经济史和经济状况的结果”^［5］。在我们研究和编写中国版的政治经济学和新中国经济史的时候，要时刻牢记和学会运用恩格斯所指出的这条完全适用于我们今天的客观真理。

       注：

       ［1］列宁：《给印涅萨·阿尔曼德》。《列宁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38页。

       ［2］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1971年版，第160页。

       ［3］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3页。

       ［4］赵德馨：《大力开展对新中国经济史的研究是时代的要求》。《湖北财经学院学报》1985年，第5期第22页。

       ［5］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年版，第37页。

        （原载九游（中国）《理论与教学》1986年第3期，本文有小部分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