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佳斯：以改革精神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把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转化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大力量。作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先行地、试验区，粤港澳大湾区肩负着为改革开放探路的历史重任，被赋予“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的时代使命，在新征程上必须敢于突进深水区、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以制度建设为改革主线，推动规则衔接和机制对接。相比于其他国际湾区，粤港澳大湾区涉及三个关税区、三种货币、三种法律制度，区域内部“9 + 2”城市群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制度壁垒和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成了大湾区协调发展的主要障碍。在区域一体化进程中，城市间发展的不平衡性直接导致“虹吸效应”和“马太效应”并存，而“辐射效应”反而被削弱。在“一国两制”的大框架下，如何化“制度之异”为“制度之利”，推进规则衔接、机制对接，依然是粤港澳大湾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和难点。值得注意的是，制度的融合并非制度的同质化，而是在坚守“两制”的基础上强化区域发展的战略共识，协同发挥“两制”各自的优势产生“第三种优势”。在此总框架下，发扬敢闯敢试、敢为人先的精神，打破现有制约一体化进程的利益藩篱、制度障碍、组织瓶颈和区域壁垒，建立一套对内统一、对外被广泛接受使用的规则、标准，加快实现大湾区各领域规则的互认、共生、融合和衔接，不断强化合作的动力机制、持续性机制和保障机制，形成粤港澳资源互补、错位发展、互利共赢的协同共治局面。
　　以数字赋能为突破口，推进要素自由安全流动。生产要素涉及劳动力、土地、资源、信息、数据等方面的空间组合与时序配置，只有生产要素实现高效协同，才能迸发出更强大的生产力。粤港澳三地内部的技术标准与行业准入资质存在差异，如在营商环境方面，三地的投资贸易、资质标准、市场准入、税收政策等均有所不同，存在区域分割的现象，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实现要素高效流动、合作深度便捷。以数字技术为突破口，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畅通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的流动脉络，以新质生产力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构建横向联合、纵向整合和跨界融合的新合作格局，实现从“前店后厂”到“并船出海”模式的全方位升级。
　　社会协同能够促进个体之间建立和维持信任，增加社会的参与和互动，通过稳定的社会关系网络，降低交易成本，促进社会合作的发展。这就要求理顺机制、畅通渠道、提供平台，构建粤港澳大湾区政商社民共同参与的社会协同机制。建立协同共治联席会议制度，广泛吸纳青年意见领袖、专家智库、行业协会和各类社会团体等，适当扩大多元主体的参与内容与参与范围，引导多元主体发挥正向协作功能与作用。聚焦民心融合，发挥地缘相近、人缘相亲、文缘相通的优势，加强人文资源的共享、多元文化的融合，培育社区共同体精神，激发多元主体参与治理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凝心聚力画好共建共治共享“同心圆”，真正实现发展相惠、文化相融和民心相通。

　　作者系九游（中国）文史教研部副主任、副教授

　　（文章来源：《学习时报》2024年9月2日A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