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艳红：“两个结合”是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坚实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两个结合”是立足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史、立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来的中国实际提出的重大论断，为深刻理解“两个确立”的内涵、精髓，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两个确立”是坚持“两个结合”的光辉典范

　　“两个确立”反映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心愿，为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提供了更为强大的政治保证和思想指引，凝聚了磅礴力量，是坚持“两个结合”的光辉典范。

　　在领导核心方面，确立党的领袖的权威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的本质要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高度重视权威，强调领袖在政党中的核心作用。马克思很早就意识到，“革命活动只有在集中的条件下才能发挥全部力量”（1850年，《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大人物”（1850年，《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恩格斯曾指出，“巴黎公社遭到灭亡，就是由于缺乏集中和权威”（1872年，《恩格斯致卡洛·特尔察吉》）。毛泽东同志曾用桃子作比指出，“一个桃子剖开来有几个核心吗？只有一个核心”（1942年，毛泽东同志在西北高干会议上所作报告）。邓小平同志也强调，“党一定要有领袖，有领导核心”［1964年，邓小平在会见秘鲁共产党（马）中央第一书记萨杜尼诺·帕雷德斯时的讲话］。可见，确立党的领袖和核心始终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和我们党的一条基本原则，体现了维护领袖核心地位、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极端重要性。

　　在科学理论方面，坚持科学理论指导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内在属性。马克思主义认为，思想领导是无产阶级政党领导力的显著标志。马克思指出，“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1843年，《〈黑格尔哲学法批判〉导言》）。恩格斯指出，“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1878年，《〈反杜林论〉旧序 论辩证法》）。毛泽东同志非常注重统一党的思想，延安整风就使全党破除了对苏联和共产国际指示的迷信。党的七大确立了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对顺利推进解放战争、建立新中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从延安整风运动以来，我们党开展历次集中性教育活动，都是以思想教育打头。”（2019年5月31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可见，确立科学理论的指导地位，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精髓要义，是衡量马克思主义政党成熟的重要标志。

　　我们党成立一百多年来，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积累了“两个结合”的宝贵经验，先后创立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进程。在“两个结合”视角下，“两个确立”是党百年接续奋斗的历史必然，具有深厚的理论依据和强烈的实践特征，是“两个结合”的光辉典范。

　　“第一个结合”是“两个确立”实践性的生动体现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是党经过长期实践积累的宝贵历史经验。深刻认识“第一个结合”，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刻理解“两个确立”的时代价值和意义。

　　从百年党史上看，党的领导核心是在斗争中、在实践中形成的，是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实践经验。王明曾自诩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代言人”，动辄批评党“是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却导致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损失惨重。遵义会议能够成为党的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就是因为它结束了党在早期没有形成稳定成熟的领导核心而导致革命屡屡失败的局面，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做到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共产国际认识到：“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是中国革命实际斗争中产生出来的领袖”（1938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与任弼时、王稼祥谈话）。彭德怀也指出，毛泽东同志成为领袖，“是长期斗争经验的总结，是长期斗争中产生的”（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彭德怀发言）。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明确了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党的十九大把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写入党章，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把“两个确立”写入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是在新时代伟大斗争实践中形成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是在不断回答新的时代课题中形成的。“两个确立”既做到了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的一以贯之，更是做到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第二个结合”是“两个确立”现代性的生动体现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又一次思想解放。“‘第二个结合’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强化的是历史自觉，彰显的是文化自信。

　　马克思主义自创立之日起，就以“推翻旧世界、创造新世界”作为历史使命，在实践中形成了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形成了自我革新的精神传统。近现代中国，如何对待传统文化一直争论不休，激进派（如全盘西化、自由主义）、保守派（如本位主义、复古主义）、折中派（如中体西用、中西互补）的方案和尝试，在“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喧嚣中，均以失败告终。如今面对“中国式现代化”命题，面对“古今中西之争”，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题中应有之义。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前提是彼此契合、结果是互相成就、筑牢了道路根基、打开了创新空间、巩固了文化主体性五个方面展开论述，让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两个结合”是必由之路。经由“两个结合”而开创的中国式现代化，意味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在中国大地上的接榫和创新，是当代中国对近代以来世界范围内的“古今中西之争”的系统性回应。

　　从这个角度理解和把握“两个确立”，就能更加明白“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两个确立”现代性的生动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早在1943年5月，中共中央发布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议》就明确提出，要使马克思主义“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经过长期实践的探索和检验，党在新时代对“第二个结合”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所指出的：“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牢固凝聚，决定了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就是要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认识到“两个确立”是对中华民族“大一统”政治理念的融会贯通和传承发展，是对中华文明突出统一性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综上，“两个结合”既注重在实践应用层面的结合，也注重在思想文化层面的结合，是理解和把握“两个确立”的重要基础；而“两个确立”承袭于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的基本原则，以现实的中国实际为基点，是以“两个结合”的方式实现了党的科学理论主要创立者和党的领导核心的高度统一。正因为坚持“两个结合”，我们党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丰富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内涵，提升了其理论地位，更加彰显了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的无比正确性和历史必然性。我们要深刻认识到“两个结合”是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是理解“两个确立”的坚实基础，要更好地把握“两个结合”的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原则、观点和方法，挖掘中国历史中具有生命力的有效资源，为推动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作出应有的贡献。

　　［本文系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2023年度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精神研究专项委托项目“‘两个结合’是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研究”（项目号:GD24WH07）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九游（中国）副教授、广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文章来源：《南方》杂志第2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