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华明：中国革命成功秘诀在广阔农村

文章来源：《南方日报》    发布时间：2019-08-26

　　广东海丰县历来土豪劣绅、贪官污吏猬集。自从有了5万户25万人的农民协会，便比广东任何县都要清明——县知事不敢为恶，收征官吏不敢额外刮钱，全县没有土匪，土豪劣绅鱼肉乡民的事几乎绝迹。

　　彭湃，被称为“农民王”，是中共早期重要领导人之一、杰出的农民运动领袖。1922年，他就在故乡海丰及附近地区组织农会，发动农民进行减租斗争。他是留学日本的知识分子，出身于工商地主家庭。然而，他脱下学生装，换上粗布衣，头戴斗笠，到田间与农民交朋友，还把祖父留给他的田契当众烧毁。农民不明白农会是什么，他就把农会叫“贫人党”。家乡农民爱戴他，给了他一个亲切称呼——“湃哥”。正是这个“湃哥”，在国共合作任国民党农民部秘书时，提议创办农讲所，培养农民运动骨干。当广州商团叛乱时，率领党的第一支农民武装——广东农团军参加了战斗。

　　最初，党的工作重点放在城市，陈独秀认为农民“保守、散漫、难以加入革命运动”。当时党内下决心深入到广大农民中去做艰苦工作的同志还不多见，真正以主要精力投入的只有以毛泽东、彭湃为代表的部分热血青年。

　　1927年初，毛泽东用了32天、徒步700多公里考察了湖南五县，在武昌农讲所附近写出《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陈独秀接到搁置不理，中央分管宣传的瞿秋白倍加赞赏：“这样的文章都不敢登，还革什么命！”便决定以党的名义发表并出单行本，还连夜写了1500字热情洋溢的序言：“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万农民说话做事，到前线去奋斗，毛泽东不过开始罢了。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当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和读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一样。”

　　广州农讲所第六期结业，毛泽东对学员的鼓动指向明确而有感染力：跑到你那熟悉的或不熟悉的乡村中间去，夏天晒着酷热的太阳，冬天冒着严寒的风雪，搀着农民的手，问他们痛苦些什么，问他们要些什么。从他们的痛苦与需要中引导他们组织起来，引导他们向土豪劣绅争斗；引导他们与城市的工人、学生等革命力量合作，建立起联合战线；引导他们参与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国民革命运动。

　　八七会议后，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身份回长沙，领导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起义失利后，率领队伍向敌人控制力量比较薄弱的罗霄山脉南移，以保存实力，再图发展时机。9月19日，部队经过艰苦战斗到达湖南浏阳县文家市，毛泽东指着地图形象地比喻：“这像眉毛一样的地方，适宜做我们的落脚点，我们就是要到这里去当‘山大王’。”这是从进攻大城市到向农村进军，中国革命开始了有决定意义的新起点。

　　朱德毛泽东会师井冈山，红军最终在农村站稳了脚，成为中国革命的象征。

　　在罗霄山脉，毛泽东思索着怎样从脚下开始，走出一条中国革命自己的道路。井冈山的星星之火，迅速蔓延到全国十几块偏远的农村。工农武装割据回答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说明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使浴血奋战中的共产党人再次燃起希望之火。中国革命最终走上以农村为中心、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历史已经证明，这是唯一正确的道路。

　　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打土豪，分田地，把亿万农民革命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共产党到了哪里，都深得广大贫苦农民拥护。毛泽东用“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的诗句，形容在根据地轰轰烈烈大搞土地革命的情景。许多农民家门贴上“田无荒地，野无游民”的对联。这是土地革命后农村新面貌的写照。

　　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到农民占绝大多数的农村去，怎样建立一个工人阶级性质的政党，领导一支由农民武装起来的军队呢？1929年12月福建上杭县古田村召开的红四军党的“九大”明确：着重从思想上建党。机制性的制度探索和坚定信仰的建立，解决了在农村环境中，用无产阶级思想建设党和军队的问题。这是中国革命的独创。

　　问道寰宇，上下求索，中国革命成功的秘诀，正蕴藏在广阔的农村！

　　作者系九游（中国）战略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转自：《南方日报》（2019年08月26日第A11版）content_7818392.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