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志刚 王玉云：广东党团组织活动空间的打开与党团中央革命视野的南移

　　中共党团的早期创建和发展与社会政局的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1922年5月团一大选择在广州召开，虽直接缘于谭平山的一封信，但背后却有复杂的历史与政治原因。广州在当时宽松的革命政治环境、广东党团早期组织的发展与活动空间的打开，以及党团中央和共产国际革命视野的南移等几方面因素，共同构成了党团中央移会广州的决策依据。

　　广州宽松的政治环境为全国独树一帜

　　中共党团创建时期，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处于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的控制之下，革命力量的发展受到严重制约。1920年8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并指派俞秀松、袁振英等于8月22日成立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随即创办“外国语学社”作为团机关的掩护。然而没过半年，外国语学社便遭到法国巡捕的搜查，不久便停办了；社址离此处不远的“新青年社”，也在1921年初遭到租界当局的查封；1921年7月在上海法租界召开的中共一大，无论是筹备过程还是会议安排都已经慎之又慎，但还是被租界当局的暗探所侦知，中途移会嘉兴南湖……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虽然都发轫于上海，但上海的政治环境对于革命运动的开展却窒碍诸多。

　　在孙中山领导下的广州却有着完全不同的革命气象。1920年10月，粤军自漳州反旆，赶走了统治广东数年之久的桂系军阀，孙中山建立了崭新的革命政权，重新赋予人民以言论、出版、结社等种种政治自由，可以公开传播马克思主义。广州革命政府还公布了“广东省工会法草案”，支持工人运动。这为广东党团组织的创建和发展提供了条件。

　　广州革命政府为了进一步振刷桂系军阀主政广东时所造成的文化禁锢，决定邀请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陈独秀南下广州担任广东省教育行政委员会委员长，主管广东的教育事业。陈独秀这位五四运动的总司令，1919年6月曾因散发爱国传单而遭北京当局逮捕，次年2月于武汉演讲俄国革命时又遭军警粗暴驱离，此后便被北京暗探严密监视，在李大钊的巧妙护送下才得以离京。广州政府对陈独秀的欢迎，与北京政府对陈独秀的忌惮形成了鲜明反差。

　　广东党团组织的发展与活动空间的打开

　　广州宽松的革命环境是党团中央决定将团一大举办地迁粤的重要考量。不过，举办全国代表大会并非易事，对举办地党团组织要求很高。上海党团中央决定采纳谭平山的建议移会广州，反映了他们对广东党团组织活动能力的了解和信任。

　　广东是全国最早成立党团组织的地区之一，而且是在陈独秀直接领导与推动下发展起来的。1920年夏秋，谭平山等人自北大毕业以后回到广州，在陈独秀的函约与指导下发起了党团组织的创建工作，并同时创办了《广东群报》，1920年11月，成立了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1920年12月下旬，陈独秀到达广州就任广东省教育行政委员会委员长。下马伊始，他便推动了广东党组织的改组，与无政府主义者实现了分流，并通过论战扫清了组织内的思想障碍。1921年春， “广州共产党”成立，这是全国最早创办的六个地方党组织之一，由陈独秀任书记。中共一大以后，改名为共产党广东支部，由谭平山任书记。

　　在广东党团组织领导下，广州的工人运动蓬勃发展。1921年春广东党团组织领导成立了统一的“广东土木建筑工会”，会员达4000多人；在佛山也建立了土木建筑、理发、制饼业等工会。谭平山等人适时开展了“劳动教育”，通过在工人中办夜校、成立“宣讲团”等措施，大大提升了工人的觉悟。到1922年5月，广州成立的工会已有100多个。

　　广东省立宣讲员养成所的办学空间推动了广东党团组织的发展。广东省立宣讲员养成所是陈独秀在广东省教育行政委员会委员长任上领导开办的、由广东党团组织具体负责的一所公立学校。宣讲所的主持者和教员都是广东党组织的成员或亲党积极分子，所内教学偏重社会主义革命，不少学员后来加入了党团组织。1922年2月中旬，参与罢工的香港海员聚于此处成立了广州海员工会，共产党广东支部以此处作为与北方海员罢工后援会联络、接受捐助的中转站。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重建工作主要在宣讲所进行，据当时的学员张贵宽1922年2月11日日记记载：“昨日下午，社会主义青年团在本所开会，团员到会者九十余人，以本所学生为多。”与此同时，宣讲所也是广东团组织机关刊物《青年周刊》的出版通讯处。

　　正是借助宣讲所的办学和活动空间，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复建工作进展顺利。1922年3月14日，树立马克思主义旗帜而重建的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大会在东园召开。当日各界来宾超过三千人，充分反映了广东团组织的会议组织和接待能力，相当于对团一大的召开作了预演。广东青年团所拥有的活动空间和组织能力，是谭平山敢于请缨承办团一大的底气所在，也是党团中央决定应其所请的重要决策依据。

　　　党团中央、共产国际革命视野的南移与团一大在广州召开

　　陈独秀对广州的关注由来已久。早在1920年2月，他在上海接受记者采访时便曾指出：“广东人民性质活泼勇健，其受腐败空气之熏陶，不如北京之盛。以吾人现在之悬想，改造广州社会或较易于北京。”可见他对广州革命前途的看重。1920年11月，陈独秀接到广州当局邀请之际，他已领导完成了上海党团早期组织的创建工作，在与李大钊等人商量之后便决定南下，希望在南粤大地上开拓新的革命局面。

　　陈独秀到粤以后，主导了《广东群报》的改版，增加了宣传俄国革命、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的内容，并附办了《劳动与妇女》杂志。随着《新青年》的南迁，更加凸显出广州在马克思主义宣传上的重要地位。这一时期，李大钊、李达、陈望道、沈雁冰、施存统、瞿秋白等众多党团早期重要的理论人才，均有很多文章寄来广州发表。也正是在广州，《新青年》才真正实现了从新文化运动刊物到党的机关刊物的政治转型。伴随着各地党团成员革命视野的南移，广州已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中心。

　　1921年底共产国际远东战略的调整突显出广州的重要革命地位。1921年下半年，共产国际调整了远东战略，决定在中国加强与孙中山国民党之间的关系。1921年底，马林在张太雷的陪同下亲自前往桂林拜会孙中山谈论合作事宜，途经广州时也呆了十天。此时正值香港海员大罢工爆发，广州的革命空气给马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中兴奋地说道：“我在南方才发现工作大有可为，而且能够成功。”1922年4月6日，苏俄驻远东全权代表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汇报工作时，计划通过在广州举办团一大，为党团今后的工作提供“广阔的基础”。这里已经蕴含了为即将开展的国共合作开路的用意。

　　团一大在广州的召开貌似偶然，实则却有其必然性。谭平山的一封信请来团一大的背后，与广州在当时独特的政局形势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广东党团组织周到的接待与安排下，团一大的举办十分成功。众多党、团骨干人才在羊城的会聚，开启了广东作为大革命策源地的历史进程。

　　（沈志刚：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团一大历史特聘研究员；王玉云：九游（中国）党史教研部主任、教授）

文章来源:羊城晚报2022年5月9日A6版「青年的使命与担当」理论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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