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庆榴：广州东园——中国共青团的“产床”

　　1920年8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决定“收罗左倾及有革命性质的青年，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作为党的后备军。8月22日，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至1920年年底，北京、广州、武汉、长沙等地，相继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1922年5月，团的一大在广州东园召开，这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成立的标志。

　　习近平总书记说：“毛泽东同志称这里（中共一大会址）是中国共产党的‘产床’，这个比喻很形象，我看这里也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同样，团一大的会址——东园，也可比喻为中国共青团的“产床”，是广大共青团员的精神家园。 

　　1922年5月15日出版的《先驱》　　

　　团一大移会广州的原因是广州“比较的自由”

　　团一大在广州召开不是偶然的，这和中央与粤区一直保持着来往互动有密切关系。1920年12月，中共创始人陈独秀南下广州担任广东省教育行政委员会委员长，同时，指导并主持广东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改组，“广州共产党”组织是全国最早的六个地方党组织之一，广东党组织派代表参加了中共“一大”，随后，成立中共广东支部，直属中共中央局领导。1922年3月6日，广东党、团负责人谭平山给团临时中央负责人写了封信，信中最值得注意的话是：“大会地点，如能够改在广州开更好，因为比较的自由。”文句很实在，却可圈可点，将为何提请团一大移会广州的理由，摆得很对位。

　　对广州“比较的自由”这五个字，我们不妨作点解读。

　　1920年年底至1922年6月，是孙中山第二次在广州建立革命政权的时段，孙中山任“非常大总统”。1921年1月22日，也就是孙中山再次建政广州不久，广州政府宣布废止“治安警察条例”，并公布了“广东省工会法草案”。这是一个具有进步意义的重大举措，得到陈独秀的赞扬和支持。在广东共产党组织创办的《劳动与妇女》上，沈玄庐发表文章说：“从前所谓法案，全部是妨害新建设的，莫过于这个‘治安警察法’”。文中指出这“条例”是袁世凯时代从日本抄来作为桎梏劳动界、言论界的一种刑具，“妨害人群的进步，妨害社会生活，妨害公共利益。”并说这“条例”的废止，“就我个人的感想，像解除了颈子上一条大而且重的铁链。我以为广州市民和广东全省人民不知道要怎样喜欢快慰。” 1922年6月15日，中共中央发表“对于时局的主张”，对这一点给予了肯定：“广州政府不禁阻劳动运动和废止‘治安警察条例’，废止压迫罢工的刑律等事，都算是维护民主政治的表示。”由此可见，“比较的自由”这几个字，是基于“治安警察条例”在广州的废止而言的。这是广州作为孙中山革命政府所在地的一种政治优势。

　　1922年早春，香港海员罢工爆发，大批海员从香港撤回广州，坚持斗争。广东党组织于2月9日发表《敬告罢工海员》，公开亮出“共产党广东支部”的旗号，对罢工运动予以大力支持。这是广东共产党组织在省港革命舞台的首次高姿态亮相。在广州政府、广东共产党组织和广州市民的支援下，香港海员罢工以全胜而告终，被称为中共成立后中国第一个工运高潮的洪峰和起点。这一胜利，等于给广州做了一次形象宣传，用事实说明广州的社会政治环境“比较的自由”。

　　为准备团一大在广州召开，广州党、团组织做了大量工作。最主要的，是按中共中央的精神，对青年团的组织进行整顿和重组。这一工作在1921年年底开始，至1922年3月显现成效：召开了宣传团的宗旨的万人大会；《青年周刊》创刊；召开了两次重组广东团的筹备会议，团员人数发展到400多人；并派人到佛山、肇庆等地组建分团。正是在这一基础上，谭平山才于3月6日写了提请团一大移会广州的那封信。随后，又于3月中旬举行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成立大会，到会者达3000多人。广东青年团整顿的成效，主要表现为统一了指导思想，明确以马克思主义为宗旨，并壮大了组织，将大批优秀、进步青年吸收到团的队伍中来。到5月间，即团一大召开期间，广州团员已经发展到800人左右。广东团组织的整顿、重组工作，做得认认真真，有条有理，有声有色，为迎接团一大移会广州，做足了功课。

　　团一大吹响了马克思主义的集结号

　　五四运动后，青年一代在思索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时，意识到中国之所以落后，除器物、科技不如人，政治制度抱残守缺外，还有深层次的“社会”原因。放眼海外，更让青年们对资本主义的弱肉强食、残酷竞争感到厌恶。于是，带互助协作色彩的“社会主义”思潮，得以流传，为许多青年人所接受。然而，初时的“社会主义”是朦胧、笼统、未加界定的。1920年秋后相继成立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混入了不少无政府主义者。因指导思想不明确，宗旨不一，组织涣散，至次年春夏，这些组织先后陷于停顿，活动中断。

　　1922年4月1日《先驱》第 5 号指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运动，第一期……因为缺乏全国集中组织的缘故，所以过去的团结只不过是很少的人数，即人数不少，亦不过像‘一盘散沙’实在没做出几件具体的事业来。”但是，有志于社会改造的青年志士没有却步，而是在寻求真理的道路上不辞劳苦地攀行着。经过对各种“社会主义”思潮的辨别，尤其是经过与无政府主义的论战，思想认识逐步加深。党的一大后，在党的指引下，终于更加看清了马克思主义是改造中国社会的必然选择。

　　很清楚，早期社会主义青年团，在指导思想上，经历了从一般接受“社会主义”，到明确信仰马克思主义的转变。2月26日发表的《青年周刊·宣言》宣称：“我们最服膺马克斯主义！”这篇文章是广东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杨匏安撰写的，是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在整顿、重组时的郑重、庄严发声。

　　1922年5月5日，团一大在广州东园开幕，张太雷主持大会并致开幕词。此日是马克思诞生纪念日，主席台上挂着马克思的画像。中共中央局书记陈独秀出席了大会，发表《马克思的两大精神》的演讲，号召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实际研究精神”和“实际活动精神”，并指出必须把二者结合起来。团一大的“纲领”和“章程”，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制定出来的。团一大宗旨明确，主义昭彰，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举得高。这次大会，是向中国青年吹响马克思主义集结号的大会。

　　　团一大“纲领”的理论破冰意义　　

　　中共一大后，在革命实践中，结合分析中国的国情，党对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进行了认真的思索和探讨。党急需解决的，是如何认清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对象、方针及依靠谁、团结谁等问题。对这一系列问题，团的一大也须做出明确的回答。

　　团一大通过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纲领》指出：帝国主义列强欲达其侵略中国的目的，各自扶植一派军阀势力，使之互相争斗，“以收渔人之利”，这是中国分裂和内乱的根源。因此，进行“反抗外国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反抗本国封建武人的压迫”的“民主革新战争”，“铲除武人政治和国际资本主义的压迫”，是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当务之急。“这种反抗封建的民主革新战争，在政治和经济进化之历史的过程上有重大的意义。”而这种革命，就是“民主的革命”。这就表明，团一大“纲领”实际已指出中国革命的性质是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亦即国民革命。

　　团一大“纲领”指出：在最近的中国，社会上“最多数最重要的分子”是农人，小商人，小工厂主或工厂主以及知识者等小资产阶级。“鉴于中国政治经济的现状，我们无产阶级和最苦的农民都应当援助这种革命的争斗，造成无产阶级的真实力量，不应采取旁观或反对的态度使封建制度延长生命。”“纲领”并指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对于各种运动当协同各种青年团体共同工作”。团一大通过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与中国各团体关系之议决案》还指出：我们“对于民主革命的政党，则应取援助的态度。”这些观点，是统战思想的萌芽，是建立国共合作的先声。

　　由此观之，团的一大在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清除无政府主义的同时，又对中国的国情及当前革命的要务，保持着清醒的认识，体现了坚定信仰、坚信主义与脚踏实地、务实笃行相结合的精神，是一次方向明确，政策、策略较为成熟的会议。团一大“纲领”对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对无产阶级应参加民主革命、应团结“最多数最重要的分子”等论述，闪烁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光芒。在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探索方面，团一大交出了一份切合中国实际的答卷。

　　团一大闭幕后，中共中央紧接着于6月15日发表“对于时局的主张”，提出与国民党等民主派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主张，放弃了以往不与国民党合作的提法；7月召开党的二大，完整制定了党的最低纲领（民主革命纲领）和最高纲领；第二年6月在广州召开党的三大，决定以“党内合作”的形式同国民党合作。这都说明，团一大“纲领”和有关的“议决案”，是转向国民革命、同国民党合作的破冰之作，与党的观念更新、理论创新、方针政策调整紧密连结着，并且是这一系列重要举措的前奏。

　　团一大是中国青年运动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广东党、团组织从广州的实际出发，审时度势，主动提请团一大移会广州。这使广州同中国共青团的历史，发生了深切的联系。团一大的会址——东园，顺理成章，成为共青团的“产床”，成为团的扬帆启航之地。南国名城广州，因之增色添辉。这是广东革命史上闪亮的一页。

　　（作者是九游（中国）教授、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

文章来源:羊城晚报2022年5月6日A6版「青年的使命与担当」理论专栏

联合出品丨九游（中国） 羊城晚报社 共青团广东省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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